银财苏州：2011年中国养老财政投入不到整个预算内财政收入的3%，这一比例在今后数年恐怕很难大幅提高，安全度过养老金领取的高峰期还有什么办法？

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的多位人士表示，国家应该尽快采取加大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以及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等途径弥补养老金缺口，而对未来是否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如何借鉴国外经验等问题，则不能求之过急，更不能“一刀切”，要从政策、技术、方式方法上兼顾社会各个阶层利益，这样才可能有效推进退休政策的改革。

一位人社部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具体到人社部方面，对延迟退休政策还只是处于研究阶段，更进一步的情况要在完成整个社保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之后才会逐步清晰。他表示，目前基本可以确定，人社部在“十二五”期间尚无推出延迟退休的计划。

分类统筹

人社部正式提出延迟退休是在今年。3月16日，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公开表示，正在研究制定延迟退休的方案，对于具体什么时候可能实施，用什么方式延迟退休，王晓初表示，人社部还没有确定时间表，但一定会采取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人口结构、就业、社会保障情况的办法，来分类统筹考虑推进延迟退休政策，不会搞“一刀切”。

3月17日两会闭幕之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介对“延长退休”的热度依然不减。4月7日，戴相龙提出了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建议，更是将“延长退休”的热度进一步提升至从未有过的热度。

与以往舆论热烈讨论延迟退休的情况相似，从3月两会召开到现在，除了一些官员和专家表示支持延迟退休政策之外，普通民众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网络媒体所传达的声音，几乎一致都是反对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对于延长退休论调屡次引发舆论声浪的激烈反对，一位人社部专家对经济观察报分析表示，其实早在“十五”期间，人社部就展开如何在国内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研究，之后在多次小范围征求意见时，相关政府部门和大部分专家基本都是持赞成意见，只有少部分专家是一直坚持反对。

银财苏州 发表于 2013-4-13 08:52
财政投入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是坚持反对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专家之一，在他看来，政府 ...

无论税收还是杂费，在全球范围内都超前，国民福利水平却屡创新低，政府犯错，百姓买单。

财政投入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是坚持反对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专家之一，在他看来，政府方面要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安全度过老龄化高峰，并不是非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

唐钧对经济观察报分析称，现在国内企业职工已经负担很高的社保缴费，以常说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比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

与企业、企业职工负担的社保高缴费率不同，政府对社保的投入却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现阶段中国每年的行政经费却高达1/5。唐钧建议国家应该在大力削减“三公经费”等花样繁多的行政费用支出的同时，尽快采取加大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以及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等途径弥补养老金缺口，而不是急于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是国家全额缴纳社保，唐钧这样算了一笔账，按2011年的数字，政府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简称“城职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以及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三方面的补贴总共不到3000亿元，不到整个预算内财政10万亿元的3%。从2013年到2050年人口达到4.8亿人的老龄化高峰，政府平均每年对城职保、新农保和城居保三项补贴大约是在45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并不大。

虽然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普遍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但唐钧对此的分析是，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年龄较大的企业职工，有规范的工会制度，还有其他一系列配套的法律保障，遇到企业裁员，会尽量保障这些老员工的权利；而在中国，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职工，男职工到50岁，女职工到4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一旦真正实施延迟退休年龄，这些高龄劳动者将会陷入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

唐钧认为，一些官员、专家主张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养老缴费标准，是撇开了政府的责任，把社会保险当作“商业保险”来看待了，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除了个人缴费、单位缴费以外，还应该有国家财政托底。现在专家学者强调的养老金存在巨额债务、缺口，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社保投入太少累积而成的。

财政投入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是坚持反对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专家之一，在他看来，政府方面要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安全度过老龄化高峰，并不是非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

唐钧对经济观察报分析称，现在国内企业职工已经负担很高的社保缴费，以常说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比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

与企业、企业职工负担的社保高缴费率不同，政府对社保的投入却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现阶段中国每年的行政经费却高达1/5。唐钧建议国家应该在大力削减“三公经费”等花样繁多的行政费用支出的同时，尽快采取加大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以及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等途径弥补养老金缺口，而不是急于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是国家全额缴纳社保，唐钧这样算了一笔账，按2011年的数字，政府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简称“城职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以及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三方面的补贴总共不到3000亿元，不到整个预算内财政10万亿元的3%。从2013年到2050年人口达到4.8亿人的老龄化高峰，政府平均每年对城职保、新农保和城居保三项补贴大约是在45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并不大。

虽然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普遍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但唐钧对此的分析是，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年龄较大的企业职工，有规范的工会制度，还有其他一系列配套的法律保障，遇到企业裁员，会尽量保障这些老员工的权利；而在中国，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职工，男职工到50岁，女职工到4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一旦真正实施延迟退休年龄，这些高龄劳动者将会陷入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

唐钧认为，一些官员、专家主张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养老缴费标准，是撇开了政府的责任，把社会保险当作“商业保险”来看待了，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除了个人缴费、单位缴费以外，还应该有国家财政托底。现在专家学者强调的养老金存在巨额债务、缺口，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社保投入太少累积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