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财苏州：2014年创新中国春季总决赛就要开始了！这是“中国创业帮”最期待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您所知，每年的创新中国舞台上，都有一批中国最顶尖的投资人莅临现场，他们是那些正在路上的创业兄弟们最可爱的“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创业邦将会陆续为您推荐今年春季总决赛的投资大咖。今天登场的嘉宾是：2014年创新中国春季总决赛评委、著名天使投资人杨向阳

3月26日、27日，上海颖奕高尔夫皇冠假日酒店，不见不散！

杨向阳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就在接受《创业邦》采访的过程中，来了一批客人，寒暄过后他对我们抱歉地说，北京的兄弟来看我了，你稍等一下啊。来的是麒麟网的创始人尚进和他的团队，杨是尚的天使投资人，这也是大杨为数不多的非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尚进这次主要是看望一下术后的杨大哥恢复得如何。

2011年12月1日，杨向阳从北京301出院的第一天，就在天伦王朝酒店参加了天使会的一次小聚餐，席间他独自出来在酒店的大堂有节奏地散步，同时谨慎地活动着上肢。看得出，这次手术对这位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天使投资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几个月之后，当尚进们亲赴深圳登门拜访的时候，大杨早已在办公室开始了工作，电话一个接一个，但状态明显要比出院时好得多，他甚至把尚进他们拉过来，对我们的摄影师说，“来，兄弟，给我们哥几个合张影！”

杨向阳的办公室宽敞、通透，这是深圳南山高科技园区源兴科技大厦的15楼，在楼上楼下，有数个杨向阳的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使投资的团队，都属于生物医药及科技创新领域，大杨的午饭经常是和“兄弟们”一起吃。

“像尚进他们，投完钱我基本就不管了，因为我对互联网不懂啊，”杨向阳说，“但生物医药领域就不一样，这是我的老本行，有些创业者做不了的事，我得替他们兜着，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投资人，说管家和保姆还差不多。”

“这个领域的投资和其他领域完全不一样。”杨向阳补充道。

尽管在海普瑞还没上市时就退了出来，但杨向阳不觉得自己失败。“从生意本身来讲可能并不是很成功，但从天使投资的价值上我觉得成功了。因为我培育了一家在这个领域里很多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另外，我坚定地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干细胞是整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方向。所以我就做干细胞，还有北科生物，不仅在中国做，我在美国也做，那里是技术的源头。我是首先要有一个大方向，而不是先看人，人再好，他代表的方向不对也不行。”

杨向阳非常不喜欢的一类创业者就是，一上来就告诉你他这个产品或方向有多少潜在用户。“这听都不用听，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脑血管以及各种癌症，这些需求是刚性的。这不是你的强项，你不用谈这些事，咱们就直奔主题来谈吧。”

一旦确定方向，杨向阳喜欢给创业者画个时间轴，也就是倒推。经常有创业者告诉杨，我这个产品三年就能经过审批上市，杨则会说，那你两年半应该干吗？两年的时候应该干吗？一年半的时候又应该干吗？一直推到半年，一推就清楚了。

在生物医药领域，杨向阳面向的创业群体都一个特征：大多是科研室里出来的。如果你问这些人有什么短板，杨则会反问：他们有长板吗？杨向阳经常遇到这样的创业者：先是跟杨来谈，说自己的项目有多好，别的投资人要给他多大的投资额，“但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我这，”杨说，“在这个领域，起步投资没个千八百万根本不可能，光建个实验室有可能就得上千万，你八字儿还没一撇呢，谁敢投你？”

杨把生物医药领域的天使投资看做是系统投资：不仅仅是给钱，还要给服务、给资源。“你说科研室出来的技术型创业者，除了他那点专业技能，他能搞定药监系统吗？能搞定申报系统吗？这些程序他们都没走过，我们在这里面已经沉淀近20年了，都不敢说指哪打哪。”

“虽然我也很愿意更多的天使投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早期项目里来，但这是不现实的。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不能说没有成功的例子，有。但是就比起这些想做天使人的心理期望来讲，难得多了。”杨说，他其实一直都很焦虑。

这种“难处”还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周期特别长，坐得住冷板凳至关重要。杨笑称，这么多年来给自己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项目来自非生物医药领域。“不过还好，在这个领域也没赔多少，会慢慢开始收获的。”杨向阳说。

从脚踏实地赚大钱的生意，到仰望星空搞创新，杨向阳说自己有一种兴奋感，这种兴奋是“从年轻到不年轻”。但是，杨向阳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新药研发受制于两个市场。首先是产品市场，无论多好的药，要进入各个流通渠道，尤其是医院，难上加难，这里面需要打通的环节太多了；其次是资本市场不支持，也就是没有规则，什么企业能上市，什么企业不能上市，没有定论。

对于开始做投资的杨向阳来说，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持可能挑战更大。在美国，生物医药领域新企业的发展一般是这样的流程：一个教授学者或者研究小组在某个领域有想法，可以在机构里申请资助，如果觉得有价值就申请专利，有了专利他们就可以做公司，早期如果缺钱就找到了风险投资，这笔钱用于把专利公司化，从想法的产生到这个阶段一直有政府的支持，项目会继续往前走。美国的资本市场对生物医药领域有很大的支持，这种公司不需要走到产品阶段，在一期临床时就可以上市了，而且市值都很高。那这种情况下做天使投资比较有规律了。

“但在中国做创新的生物医药就完全不同，很多互联网项目的启动资金可能100万就够了，但做生物医药给100万也就是两个科学家一年的工资，实验室都没法建，实验条件都没法实现，而这一块目前我国的公共配套还很不完善，很多辅助生物医药领域创业发展的配套环节和基础设施欠缺，”杨向阳说，“我如果一直做IT、互联网的投资，这十几年怎么也能碰上一两家明星公司吧，但回首这十几年的历程，我很开心、很欣慰，不管自己在金钱上得到多少回报，最起码通过我们这十几年的努力，生物医药在整个中国成为非常热门的领域了，有了一些成功的例子，很多VC/PE争相去投资，把很多资金引入到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海普瑞、赛百诺。”

杨向阳说自己是因为“无知”才进入生物医药行业的。那是上世纪90年代，在地产、贸易领域淘得第一桶金之后，杨发现了一个新的暴利行业：仿制药。那是中国市场化以来最缺医少药的时代。“那时候要想弄批先锋或者抗生素什么的，都是卫生部长带队到深圳来，因为这里有专门从事进口药贸易的窗口公司。”杨向阳说，那时候的药就是稀缺资源，但是仿制药品的出现，解决了中国人的基本用药问题。

以创业者身份进来的杨向阳看到了仿制药在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需求巨大，其次仿制药的成本很低，这种低成本体现在动物实验和临床费用上，同样的一款新药，在中美两国的成本有着天壤之别。短短几年时间，杨向阳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著名制药企业”的崛起，但他深知这里面的名堂。“同样拿出2000万，一家企业搞研发，一家企业砸广告，即使前者的产品比后者好很多，它还是卖不过后者，”杨向阳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不是靠产品说话的，它是靠营销说话的！”

对于80年代后期在清华学习和生活过的杨向阳来说，这不是他希望的一种创业方式。他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着赚钱的仿制药生意不做，去搞什么新药研发，累不累？”杨向阳的回答是：我就不明白，当有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国人总是认为他在唱高调，这就使得很多人羞于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