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快慢与普通读者没多大关系，读者再去关心GDP其实是瞎操心。新一届中央政府没有把GDP的增速放在工作的首位，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很早以前就没有将加快GDP的增速作为政府工作重点。相信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只要GDP增长维持在合理的增长空间内，中央政府都会传递出这么一个信号：经济减速，可以有；大力刺激经济，没有。

中国第一季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7.4%，虽然仍在合理的增长区间之内，仅仅低于全年7.5%的增长目标0.1个百分点，比前值7.7%也只低了0.3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有不少媒体、专家把这0.3个百分点看得太重，他们因此忧心忡忡地建议政府要刺激经济。

依我看来，这些媒体、专家其实是杞人忧天，他们喜欢通过放大镜去观察偏离官方增长目标值非常微小的幅度，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非常可笑，也非常无聊。

在中国现今的环境下，读者实在无须太过在乎GDP增速的快慢。而且，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告诉读者，中国GDP增速快慢与普通读者没多大关系，读者去关心GDP其实是瞎操心。

民众无须太关注GDP增速：至于我在上文提到“读者再去关心GDP其实是瞎操心”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GDP数据是为政府和专业投资者服务的，实在和普通读者没有多大关系。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那是我知道很多读者并不大清楚GDP的“身世”，在这里我给读者介绍一下。

GDP这个统计法是1930年才在美国问世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帮助美国罗斯福政府，了解“新政计划”（New Deal）能否成功改善造成美国股市下跌将近90%，25%的劳动力失业、数千家银行关门和生产力急跌的体系问题。GDP从一开始问世，就决定了和普通民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而且，由于GDP这个数据是由政府绘制、统计的，政府绘制、统计这个数据时，主要是为了决定开支、评估各项计划的成效和系统的安定性，并不是为了要告诉普通民众跟他们个人财产相关的大事。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GDP统计法在1930年创立后，不少国家纷纷跟随，将GDP作为一国经济健全与否的最佳指标。但是，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留意的是，当时大部分国家，都属于以劳动力为主的产业型或农业型经济，而不是现在的服务导向型经济。这就导致了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已经无法掌握新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加上没有一个统计法是在计算机问世后发展出来的，因此在计算机和网络高速发展使效率大为提升后，这种变化并没有反映在GDP的统计数字上。

看到这，相信读者应该了解到，这个GDP的统计方法，对政府、对投资者而言还有宏观意义上的参考意义，但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经济其实指的是什么呢？“Economics”最早是出自希腊文，意思是家庭和房子，很多读者一说到经济，就马上联想到GDP增长速度、工厂、生产，那是有所偏颇的。经济实质上包含了地球上的家园，内涵是如何让各个物种和谐相处，而不仅仅只是注重GDP的增长速度。

所以，请读者们现在告诉我，这个GDP还需要你仔细关注吗？你了解经济增长速度有什么用呢？读者还需要去斤斤计较经济增长速度，比全年的增长目标，多零点几个百分点，或者少零点几个百分点吗？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财经评论员、盘古智库研究员，著有《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经济增长减速可以有：至于部分媒体和专家学者，呼吁中央政府动用“逆周期武器”，例如放宽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我认为那是有心害政府，至少也是好心办坏事。稍有不慎，还容易引发中国的债务风险、金融危机，这些专家学者将成为千古罪人。

这是我在危言耸听吗？当然不是！尽管当今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低成本的资金（Cheap Money）如果利用得好，宏观经济会因此而获益。因此，他们呼吁政府可以大量印钞票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样做是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呢？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对此提出异议，他在其著作“freefall:America,free markets,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失控的未来》）中指出，监管部门长期维持超出实际经济所需的低成本的资金，长年累积下来，将是引发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如果读者觉得斯蒂格利茨“份量”不够，那么，宏观经济学的鼻祖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份量足够大吧？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读者会吃惊，凯恩斯虽然建议民众尽量消费、没有钱消费就借钱，借不到钱就由政府印钞票，以此来发展经济，他还提出“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以支持、发展他的观点。但是，请读者注意的是，凯恩斯早已经明确告诉他的徒子徒孙们，他理论的前提是“短期的”，他并以“in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长期，我们都死了）来告诉大家，他提供的是“没有明天”的经济特效药，短期有效，长期食用，那就会成为毒药。

这个教训中国不是没有过。上届中央政府为了应对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的袭击，大规模动用4万亿元刺激经济，虽然“保8”成功，能从经济暴跌中复苏，但却招致通货膨胀高涨、地方债风险大涨、尾大不掉的恶果，中国为此付出了太过昂贵的代价。

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相信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只要GDP增长维持在合理的增长空间内，中央政府都会传递出这么一个信号：经济减速，可以有；大力刺激经济，没有。

GDP已不是政府工作首位：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新一届中央政府现在也没有把GDP的增速放在工作的首位。

可能有读者不知道，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很早以前就没有将加快GDP的增速作为政府工作重点。而且，现代GDP估算系统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早就在1971年就已经指出，GDP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效益。如果一个国家刻意追求狭义的、物质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作为目标，并不利于该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库兹涅茨的这番话，在43年后总算被新一届中国中央政府听到了，中央政府也开始与国际接轨了。如果读者有留意观察，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价格稳定和GDP”这三个目标是按优先级排列的，也就是意味GDP增长被列为最末的目标。

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到，中国经济已悄悄地跨进了结构转型的门坎，转向了由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最大，由于该行业的单位产出所需的就业岗位，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加起来还要多约30%。只要中国的经济未来一直由服务业主导，中央政府就无须把加快GDP的增速放在首位，通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来解决就业问题。

我列组数据读者看了就会更明白，中央政府在2013年初宣布全年要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但事实上，尽管去年GDP增速没有“保8”，只增长了7.7%，但去年全年却新增了1310万个工作岗位。换言之，在渐渐由服务业主导，由劳动密集型开始转向资本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中，中央政府既然可以在GDP增速在7.5%左右，实现就业目标，那么，中央领导层未来也可以非常游刃有余地、非常淡定地面对GDP的减速，而无须对GDP增速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