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市场猜测中国央行何时会“全面降准”之际，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在银行的同业存款需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消息传出。5月11日，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表示，要“对一些超出同业业务本质的业务，征收存款准备金、纳入存贷比”。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等也于3月19日和5月4日先后在《金融时报》和《中国金融》撰文，论证这一举措的必要性。

从逻辑来看，盛松成等人试图找出余额宝（可以等同于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既有高收益性又有高流动性的原因，结果他们发现，余额宝将95%左右的资金配置于银行同业存款，但这部分存款银行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同时双方多数签订了提前支取不罚息的保护条款，才是余额宝同时保持高收益和高流动性的“重要原因”。他们还测算，如果这部分5000亿元规模的同业存款缴纳20%的存款准备金，余额宝的收益率将下降约1个百分点，且显然不可能保证5%以上的收益率。

其实，这个“重要原因”并不重要。去年6月中旬余额宝正式上线的时候，恰逢银行内系统的“钱荒”爆发，其年化收益率最初只有3.5%左右，并非高的离谱，但仅仅半个月、到6月底就攀升到了6.3%，随后基本保持在4.4-5.1%之间，直到去年11月底二度“钱荒”的背景下再度攀升，并在今年1月初达到了最高点6.76%，随后缓慢下行，截至5月8日，已接近5%。

可以说，银行体系内的“钱荒”、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方式和规模效应带来的高议价能力是余额宝保持高收益高流动性的重要原因，即便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存款准备金相当于税收，而税收很难扭转供求关系。即便缴纳存款准备金后会给收益率带来冲击，但也将是银行和余额宝共同分担，如果余额宝规模继续扩大，其议价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当然，毋庸讳言，余额宝类产品寻求监管套利的现象是存在的，这也是互联网金融去年开始在中国风生水起的原因之一，但面对监管套利，究竟是要改革制度还是打压新生事物，究竟要谁倒逼谁呢？在余额宝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博弈之间，为了寻求所谓的“公平”，单纯要求货币市场基金在银行的同业存款缴纳存款准备金是不够的，因为存款准备金制度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缴纳存款准备金会让余额宝的收益率下降的说法，恰好反证了目前20%左右的存款准备金率吞噬了储户的部分利息收入。可以说，极高的存款准备金水平不只是为了降低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相对而言贷存比指标更为严厉），只是央行低成本回收流动性的工具（相比发行央票和正回购而言，为存款准备金支付1.62%的利息要划算得多）。央行降低自身成本的同时，既侵蚀了银行和储户的利益，又加剧了金融脱媒，而且，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的背景下，未来到底要弱化还是强化存款准备金率工具？

其次，如果将货币市场基金的同业存款视为一般性存款，要求其缴纳存款准备金，那么理论上其也要纳入贷存比考核。而如果纳入贷存比考核，在月末、季末银行为应付贷存比考核拉存款时，余额宝们的议价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其平均收益率不一定会明显下降。而且，如果可以通过吸收同业存款降低贷存比，反而可能会助推银行的表内信用创造。这就需要区分种类繁多的同业业务，不能一刀切，如果某种同业业务只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手段而非信用创造的工具，就没有必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和纳入贷存比考核。

最后，如果要追求监管的公平性，那么，可以要求同业存款缴纳存款准备金率，但比例如何确定需要慎重考量。原则上，为了防范流动性风险，规模越大、流动性越高的存款缴纳的比例要越高，以美国为例，流动性高的交易性存款的准备金比例为:0-1330万美元存款的比例为0；1330万至8900万美元存款的比例为3%:8900万美元以上存款的比例为10%，而对流动性低的非个人定期存款则不要求缴纳存款准备金。鉴于此，只有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同业存款等应缴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差别化，才能体现真正的“公平”，这也可以看作是余额宝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一种倒逼。

就在市场猜测中国央行何时会“全面降准”之际，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在银行的同业存款需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消息传出。5月11日，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表示，要“对一些超出同业业务本质的业务，征收存款准备金、纳入存贷比”。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等也于3月19日和5月4日先后在《金融时报》和《中国金融》撰文，论证这一举措的必要性。

从逻辑来看，盛松成等人试图找出余额宝（可以等同于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既有高收益性又有高流动性的原因，结果他们发现，余额宝将95%左右的资金配置于银行同业存款，但这部分存款银行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同时双方多数签订了提前支取不罚息的保护条款，才是余额宝同时保持高收益和高流动性的“重要原因”。他们还测算，如果这部分5000亿元规模的同业存款缴纳20%的存款准备金，余额宝的收益率将下降约1个百分点，且显然不可能保证5%以上的收益率。

其实，这个“重要原因”并不重要。去年6月中旬余额宝正式上线的时候，恰逢银行内系统的“钱荒”爆发，其年化收益率最初只有3.5%左右，并非高的离谱，但仅仅半个月、到6月底就攀升到了6.3%，随后基本保持在4.4-5.1%之间，直到去年11月底二度“钱荒”的背景下再度攀升，并在今年1月初达到了最高点6.76%，随后缓慢下行，截至5月8日，已接近5%。

可以说，银行体系内的“钱荒”、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方式和规模效应带来的高议价能力是余额宝保持高收益高流动性的重要原因，即便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存款准备金相当于税收，而税收很难扭转供求关系。即便缴纳存款准备金后会给收益率带来冲击，但也将是银行和余额宝共同分担，如果余额宝规模继续扩大，其议价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当然，毋庸讳言，余额宝类产品寻求监管套利的现象是存在的，这也是互联网金融去年开始在中国风生水起的原因之一，但面对监管套利，究竟是要改革制度还是打压新生事物，究竟要谁倒逼谁呢？在余额宝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博弈之间，为了寻求所谓的“公平”，单纯要求货币市场基金在银行的同业存款缴纳存款准备金是不够的，因为存款准备金制度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缴纳存款准备金会让余额宝的收益率下降的说法，恰好反证了目前20%左右的存款准备金率吞噬了储户的部分利息收入。可以说，极高的存款准备金水平不只是为了降低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相对而言贷存比指标更为严厉），只是央行低成本回收流动性的工具（相比发行央票和正回购而言，为存款准备金支付1.62%的利息要划算得多）。央行降低自身成本的同时，既侵蚀了银行和储户的利益，又加剧了金融脱媒，而且，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的背景下，未来到底要弱化还是强化存款准备金率工具？

其次，如果将货币市场基金的同业存款视为一般性存款，要求其缴纳存款准备金，那么理论上其也要纳入贷存比考核。而如果纳入贷存比考核，在月末、季末银行为应付贷存比考核拉存款时，余额宝们的议价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其平均收益率不一定会明显下降。而且，如果可以通过吸收同业存款降低贷存比，反而可能会助推银行的表内信用创造。这就需要区分种类繁多的同业业务，不能一刀切，如果某种同业业务只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手段而非信用创造的工具，就没有必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和纳入贷存比考核。

最后，如果要追求监管的公平性，那么，可以要求同业存款缴纳存款准备金率，但比例如何确定需要慎重考量。原则上，为了防范流动性风险，规模越大、流动性越高的存款缴纳的比例要越高，以美国为例，流动性高的交易性存款的准备金比例为:0-1330万美元存款的比例为0；1330万至8900万美元存款的比例为3%:8900万美元以上存款的比例为10%，而对流动性低的非个人定期存款则不要求缴纳存款准备金。鉴于此，只有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同业存款等应缴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差别化，才能体现真正的“公平”，这也可以看作是余额宝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一种倒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