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划分标准，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6700多美元，确实进入到了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已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日前国家发改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席话，激起千层浪。

4月23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就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微博]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此言经网络同步传播，旋即引发网民热议。由于消息发布者是权威部门国家发改委，联系之前的“被中产”、“被幸福”，有网民认为此次是“被中高收入”了。中国是否真的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热议的话题。

中国确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划分标准，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6700多美元，确实进入到了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至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至11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2013年，我国GDP达568845亿元，人均GDP达6700美元左右。中国确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人均GDP 6700美元的统计数据和网民的感受并不一致。

网民“莫菸”说：“GDP跟工资有关系吗？跟物价关系倒是很大，年年岁岁啥都涨，就见工资守阵地。”

网民“银月63”说：“GDP增长了有什么用啊？现在月CPI增长3%以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质疑并不代表数据就不准确，但现实中不同群体对于经济发展速度与个人生活质量改善之间的感受并不相同。

“人均GDP 水平只是说明国家的相对富裕程度，而国家的富裕状况并不必然带来所有居民的富裕。也就是说，人均GDP收入中等偏高并不意味着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肯定到了中等偏高的水平。这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但如果处理不好，‘国富民穷’或居民人均收入虽较高但居民内部收入很不平衡的状况也会存在。”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十三五”后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一直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其后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过多年努力，又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而达到高收入国家并非遥远的梦。在4月2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司长徐林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不等于居民人人高收入，两者虽有联系，但又不是相等的关系，“别把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简单认为老百姓就会一个个富得流油。国家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及其分配格局是否合理是不同的概念。”

中国刚刚告别低收入阶段，刚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醒：在追求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也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201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2030》展望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事实上相当高。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密切相关。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跟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转型相关外，更主要的是社会资源被越来越多地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甚至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这也正是它们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很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或者进入中等水平以后，都出现了经济停滞，中国该如何规避？

“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速的调整期，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还没有远去，在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缩小贫富差距、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任务依然艰巨。”袁钢明说。

在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樊纲看来，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一部分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层，但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这时收入差距特别明显，甚至会继续扩大。”

接受采访的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缩小收入差距”作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杀手锏，这也跟我国的大政方针一脉相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最重要的是要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定要解决好城乡发展差距。”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村也能够实现和城市一样的发展水平，改变现在农村收入整体上只有城市收入三分之一的不合理状态。另外，农村的人口占比很高，达到人口数的60%多，所以改变不合理的人群差距是最重要的。

此外，袁钢明建议，还要改变不合理的地区差距，要尽快把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解决更多人群、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

纾解贫富不均，年内或出台新政：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国际上，基尼系数是用来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在0和1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时，被认为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0.4一般被国际公认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

针对0.473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我国0.473的基尼系数与部分专家和世界银行的计算结果比较一致，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他同时并不讳言，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0.4以上就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还存在很大改进余地。

如何改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切实的改革措施，当数去年2月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要求把“提低、控高、扩中”作为主线，针对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提出了改革的四大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外界认为，这其中最难的应该就是“控高”，即限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对此，《意见》表示，将限制行政人员、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严控职务消费，同时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然而针对国企高管“限薪”问题，今年两会上，连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都发出了“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挺难”的感慨。

楼继伟说，国企“去行政化”后，国企领导人就是职业经理人。如果按照职业经理人，现在国企的薪酬是偏低的；如果按照行政官员，他们是偏高的，“我想这事儿挺难，我一边学三中全会，一边挺为国资委[微博]发愁的，他们牵头，怎么搞？”

《意见》在业内人士看来，“仍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从2004年启动拖延8年未获通过，到了2013年初终于出台，毕竟是出台了。” 与诸多改革相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

要真正解决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诸多难题，业内寄希望于收入分配的配套改革方案尽快出台。

据《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获悉，《意见》出台时逾一年后，目前人社部正根据《意见》的精神，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目的是把已制定的政策落实好。“一些具体的操作性文件正在研究和制定当中，预计年内或对外公开。”

苏海南建议，目前要充分利用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条件，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改革，加快解决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里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惠及全国人民，更好地落实体现中央反复强调的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