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国最富有的家族，低调的匡特家族曾同时是宝马、戴姆勒-奔驰、化学品集团阿尔塔纳、生产毛瑟步枪的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瓦尔塔电池等公司的股东。在第三代分割家族资产之后，其两大家族分支选择了不同的传承模式：赫伯特分支仍是宝马、阿尔塔纳的大股东，聚焦于实业经营；哈拉尔德分支则出售了戴姆勒-奔驰15%股份，并成立了家族办公室管理其金融资本，其旗下投资顾问业务如今管理超过170亿欧元的资产。这两种选择都颇为成功，匡特的多位家族成员长期位居德国前十大富豪之列。

很难想象，全球两大汽车巨头—宝马公司（BMW）与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国际化专业化学品集团—阿尔塔纳（Altana）、曾经生产毛瑟步枪的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DWM）、长期占据德国蓄电池80%市场份额的瓦尔塔（Varta）电池公司……这些拥有炫目光芒的国际知名企业，背后都是同一个低调隐蔽、鲜少在媒体上曝光的德国家族—匡特家族（QuandtFamily）。

匡特家族百年跌宕起伏的命运是德国近代史的缩影。他们成功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商业上的杰出成就塑造了德国强大经济的基石。在匡特家族四代之中，每一代人都与时俱进，以敏锐的视野引领着时代发展，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企业，从纺织厂学徒逐步发展到业务覆盖汽车、制药、化工和电池等多种不同产业的工业家族。

匡特家族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赫伯特·匡特家族分支目前仍持有宝马公司约47%的股份，当前市值约330亿欧元，其三位家族成员的净资产达到451亿美元（福布斯2015全球富豪榜数据）；而另一个家族分支—哈拉尔德·匡特，则通过其控股公司来管理金融资本，除未公开的私人家族财富，哈拉尔德·匡特控股公司如今旗下的投资顾问业务管理着超过170亿欧元的资产。匡特多位家族成员长期位居德国前十富豪之列，2014年被德国《经理人杂志》（ManagerMagazine）评选为德国最富有家族。

匡特家族仍然保持着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家族传统—谦逊、低调、自信与坚韧。匡特家族非常低调，从不使用家族姓氏作为产品商标或企业名称，也尽量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但其两大家族分支—赫伯特·匡特与哈拉尔德·匡特的后裔通过德尔顿公司（Delton）以及哈拉尔德·匡特（Harald Quandt）两间家族办公室，各自在制药、物流、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投资了大量极富价值的公司。

哈拉尔德·匡特分支曾经拥有戴姆勒-奔驰15%的股份，但家族后代对管理实业企业兴趣不大，他们将奔驰股份出售后，成立了家族单一办公室（SFO）哈拉尔德·匡特控股公司（HQ Holding）来管理其金融资本，完成了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移。哈拉尔德·匡特控股公司也为家族带来财富创造的新平台，不仅管理家族金融资本，更平行向外部家族提供多种投资顾问服务：联合家族办公室（MFO）哈拉尔德·匡特信托（HQ Trust）、PE另类投资咨询顾问公司Auda International、美国房地产投资咨询顾问公司RECAP、德语区中等市值股票投资公司Equita。

德国法兰克福近郊的温泉小镇巴特洪堡（Bad Homburg）是匡特家族第三代以后的主要活动中心，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办公室课题组两度远赴欧洲，拜访坐落于巴特洪堡小镇上的哈拉尔德·匡特之家和英格·匡特之家，与HQ Trust的创始人和高管深入探讨。SFO、MFO加上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特组合，为匡特家族创造了一个全方位的金融投资与咨询平台。对于希望出售家族企业、通过建立FO来管理家族财富的中国家族来说，匡特家族实为不可多得的宝贵案例。

匡特家族的商业起源：匡特家族的繁荣史可以追溯到第一代创始人埃米尔·匡特（Emil Quandt，1849-1925）。1865年，在柏林西北的普利茨瓦尔克小镇，16岁的埃米尔从一间名为帝国毛织（Reichswolle）的纺织厂学徒开始，逐渐升职到店员及业务经理人。工厂主人德雷格（Dreager）去世一年后，埃米尔正式接管工厂，并与德雷格的女儿海德薇（Hedwig）结婚。他联合妻弟，以3.5万塔勒买下工厂，从此开创了匡特家族的传奇之路。

埃米尔与当地其他制造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他很早就明白企业之间互相合作所能带来的好处。由于与当地三家实力强大的纺织厂实现地区行业垄断，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对军服的需求猛涨导致纺织厂生意大增。由于拥有北德联邦海军这样的大客户，埃米尔的纺织厂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资本萧条中存活了下来。

匡特家族的第二代成员京特·匡特（Günther Quandt，1881-1954）拥有与生俱来的商业天赋，能准确地预测市场趋势，并擅长与政府打交道。他从小就被父亲作为继承人培养，15岁便进入柏林接受大都市的教育。

19世纪末，埃米尔患上了严重的胆病与肝病，在柏林已居住两年的京特应父亲要求回到了家族企业，接受6个月培训，学习纺织工艺、机械原理及工商管理。与保守稳健的父亲不同，京特认为企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张，他花费110万德国马克买下亲戚的织布厂，自己独立管理了6年，并对工厂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在德国二次工业化浪潮期间，京特向父亲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匡特家族敏锐抓住战争所带来的庞大军服订单，产量增加了4倍，获利颇丰。

战后发展：实业家与投资家。1920年，成为富豪的京特迁居柏林。德国战败后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马克疯狂贬值，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一贫如洗。但对于企业家来说却是天赐良机，通货膨胀使他们能轻松地还清债务。

在此期间，京特通过银行贷款获得了德国毛织（DeutscheWolle）30%的股权。后来公司股本增发，京特耗尽了所有的资本，由于不堪承受来自银行的巨大压力，他被迫出售全部股权。

股权出售带来了巨量的现金，京特的银行账户上拥有4500万马克，这些钱需要立即投向别处。京特当时购买了20多种不同的股票，作为小股东博取投资收益，但他仍渴望着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他要集中投资于某些企业，以谋取决策权。

京特发现电池产业拥有不错的前景，他注意到蓄电池厂股份有限公司（AFA，未来的瓦尔塔Varta），尽管马克持续贬值，但AFA自一战以来从未增资扩股，股票价格相当划算。他悄无声息地吸纳股份，并与另一位大股东达姆斯达特银行联手，最终成功收购了AFA这家军工电池企业。家族完成了从纺织业转入重工业的第一步，第一次买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

在担任AFA监事会主席期间，京特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投资家，持有多家重工、化工、制药、机械企业的股票，他当选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DWM）监事会主席，DWM拥有毛瑟工厂（Mauser-Werke），一战期间生产数亿支步枪和无数弹药。而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给家族带来想象不到的超额利润。

一波三折的继承道路：京特育有赫尔穆特（Helmut，1908-1927）、赫伯特（Herbert，1910-1982）和哈拉尔德（Harald，1921-1967）三个儿子。赫尔穆特刚出生便作为继承人培养，送到国外学习语言、增长见识。赫伯特从小视力不好，完全不能看书，只能通过听力来学习。

对于命运多舛的匡特家族而言，家族继承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京特接连遇上诸多不幸，37岁时，第一任妻子安东妮病故；不久后，京特与其第二任妻子玛格达成婚，生下了哈拉尔德。1927年，在一次盲肠炎医疗事故悲剧中，年仅19岁的长子赫尔穆特撒手人寰，这给京特带来了沉重打击。

匡特家族的子女似乎都无法脱离命中注定的轨迹。赫尔穆特去世时，赫伯特刚满17岁，从此以后，父亲将希望寄托在赫伯特身上，希望他能够成为匡特家族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席卷全球，在德国经济低迷之时，京特乘机带着赫伯特环游世界，以培养继承人。赫伯特在伦敦、巴黎学习语言，并在美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工厂锻炼深造。

与此同时，玛格达·匡特与京特离婚，与当时执政的纳粹政府拉上了关系，成为纳粹二号人物、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夫人。年轻的哈拉尔德在生父京特与继父戈培尔的双重影响下长大。

匡特家族的新篇章：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企业运营，二战之后对匡特家族来讲都是一个新的阶段。京特拼命工作，想把战后被禁锢而失去的几年时间重新补回来。他在67岁时重新担任AFA监事长，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每隔几个月就得住院一两周。

京特1954年安详地去世了，他的离去毫无预兆，但家族继承的问题却早已安排妥当。就股权而言，家族资产将平均分配给两个儿子，赫伯特管理蓄电池、汽车和钾矿业的股份，哈拉尔德负责其他公司，包括现今名为卡尔斯鲁厄工厂的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就管理权而言，赫伯特出任AFA董事会主席，哈拉尔德出任监事会主席；而在卡尔斯鲁厄工厂的则正好相反。

二子赫伯特在过去20年协助父亲管理的时间里，深获管理企业的真传，而三子哈拉尔德则缺乏这些经验。不过，两人之间一直都维持着亲密的兄弟感情，赫伯特不希望家中出现当时另一位知名企业家罗伯特·格尔林的惨剧—其三名儿子为了争夺遗产而反目为仇，闹得满城风雨。他写道：“我们发誓，在匡特家族内不应该发生一场兄弟阋墙……我们珍惜兄弟情谊。我们所有的生意都对半分。在德国企业界，我们兄弟的和睦传为佳话。”

戴姆勒战役与拯救宝马：京特作为戴姆勒-奔驰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其遗产中包括奔驰3.85%的股权。他的两个儿子非常具有前瞻性，匡特兄弟深刻预见到德国汽车行业将在战后获得巨大发展，尽管当时股价高企，他们仍然在1954-1955年间果断将奔驰股份增持到9%。

无独有偶，德国另外一位独具慧眼的企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出售了煤炭和钢铁公司，全部购买了戴姆勒-奔驰的股票，其持有的25%股权与德意志银行共同成为最大股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办公室课题组2015年6月赴奥地利调研了奔驰公司大股东Flick的家族办公室，后续将刊专栏文章以飨读者）。

由于双方都希望成为控股股东，股权争夺战一触即发，股价看似不可避免地将要上升，投机商赫尔曼·克拉格斯（HermannKrages）买下奔驰总股份的8%，在两大股东中周旋，希望能以双倍价格卖出。

不料赫伯特与弗里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弗里克表面拒绝出价，但实际通过匡特兄弟出面谈判，在没有竞价对手的情况下，匡特兄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了赫尔曼·克拉格斯手中的全部股票，随后按照“弗里克：匡特=3.5:2.5”的比例分配了股权。

开打奔驰股权攻防战的同时，赫伯特开始注意到了宝马公司（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1956年宝马公司亏损600万德国马克。赫伯特购买宝马股票时，哈拉尔德曾试图阻止，他认为投资经营不善的宝马将给家族带来不可承受的巨大风险。

对于渴望控制一家实业企业的赫伯特来说，奔驰40%股权都由弗里克拥有，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弗里克手中，而宝马公司的董事会群龙无首，是非常理想的投资标的，将提供无比广阔的舞台。赫伯特开始瞒着弟弟，偷偷动用家族资产买入宝马股票。在遭到哈拉尔德坚决反对后，赫伯特仍然不顾劝阻，继续用自己的资金购买宝马的股票。

1960年，宝马股东大会通过了重整方案，决定发行新股。此时无人愿意注资，德意志银行也不愿承销，赫伯特背水一战，亲自担任协调人，以自己财产作为赌注，购买了全部剩余股份。这意味着，如果公司无法脱离困境，赫伯特个人也将破产。

从现在看来，无论是提高奔驰股权还是押注宝马，都是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在带领宝马公司起死回生之后，赫伯特继续增持宝马股份，直到1969年实现绝对控股。

分割家族财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匡特家族就定居在法兰克福近郊的巴特洪堡。1967年，哈拉尔德在从法兰克福飞往法国尼斯的途上不幸遇难，留下了妻子英格和5名女儿（图1）。哈拉尔德的早逝结束了家族长久以来的团结与和睦。

哈拉尔德去世不久，他的遗孀英格与赫伯特之间在家族利益上产生了差异，双方逐渐产生了分割家族资产的想法(表1)。此时匡特家族的两个分支共同拥有4家企业的股票：宝马、奔驰、卡尔斯鲁厄工厂和瓦尔塔(AFA此时已经改名为Varta)。经过协商，哈拉尔德的遗孀英格和5名女儿获得了家族持有奔驰股票的80%(此时家族拥有奔驰约15%股权);作为交换，赫伯特获得了宝马及瓦尔塔的全部股权。

第一次家族财产分割后，哈拉尔德分支在1974年将其持有的全部奔驰股份卖给了科威特国王萨巴赫三世·萨利姆·萨巴赫（Sabah III Al-Salim Al-Sabah），交易金额约10亿元德国马克，这成为当时最大的股票交易。如今科威特投资局（KuwaitInvestment Authority）为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的最大股东，持有6.9%的股权。

1976年，两个家族分支签下第二次财产分割协议，赫伯特获得君特·劳曼国际运输两合公司、乌珀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布什-耶格尔丢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股份。哈拉尔德遗孀英格和女儿们获得车厢联合有限公司50%的股份、布什-耶格尔吕登舍德金属厂、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科佩兰德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康特兰斯公司及吕贝克GVL两个公司40%的股份。

两种风格的财富传承模式：英格与赫伯特分别于1978年和1982年去世，此时匡特家族所有G3成员均已离世，留下了11位G4成员。G3两位兄弟的励精图治，将G2京特留下来的财富扩大了4倍。1982年赫伯特去世时，匡特家族经营着200多家公司，员工超过7万名，销售收入达到130亿元德国马克。

赫伯特一生有三次婚姻，育有6个子女，他将瓦尔塔公司留给第二次婚姻的3个孩子—宋佳、萨宾娜（Sabina）和斯万，将宝马公司留给第三次婚姻的2个孩子—苏珊·克莱藤（Susanne Klatten）和斯特凡·匡特（StefanQuandt）。虽然在赫伯特去世分割财产时，两家公司的股份价值相当，但随后的发展天差地别，2000年萨宾娜退出瓦尔塔的时候，该家族分支持有的股票价值约1.2亿欧元，但是2002年苏珊·克莱藤和斯特凡·匡特所持宝马公司的股权则价值86亿欧元。

赫伯特去世时，苏珊·克莱藤和斯特凡·匡特分别为19岁及16岁，这两位G4家族成员拥有了宝马公司约50%股权，跻身德国顶级富豪之列。但遗嘱规定，继承人年满30岁时方可支配财产。

赫伯特的第三任妻子—目前89岁的约翰娜拥有宝马公司约17%的股权，财富净值135亿美元，在201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名列第77位。苏珊拥有宝马公司12.6%的股权，单独拥有阿尔塔纳公司50.1%的多数股权，并成立了SKion控股公司进行多元化投资，在201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她以164亿美元的净值占据第54位。斯特凡·匡特拥有宝马公司17.4%的股权以及从其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系列企业，均由其德尔顿控股公司掌控。他的个人财富约为152亿美元，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59位（表2）。

至于哈拉尔德分支，1978年英格去世时，5位女儿获得了均等的财产，总计约15亿德国马克。哈拉尔德的遗嘱也规定女儿年满30岁才能获得名下的财产。

1980年代初，最大的两个女儿卡塔列那（Katarina）和加布丽埃尔（Gabriele）年满30岁。在面对分割家产还是集中管理的问题上，五姐妹决定同舟共济，她们成立了家族办公室—哈拉尔德·匡特控股有限公司（Harald Quandt Holding，以下简称“HQ Holding”），统一管理家族财富，通过建立投资组合分散投资。时至今日，五姐妹的财富仍然采用这种集中投资模式进行管理。

HQ Holding的演变：对于哈拉尔德的5个女儿而言，父亲的早逝给家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母亲与伯父赫伯特之间的分家也耗尽了双方的精力。五姐妹在经历过这种痛苦之后，反而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家族观念，她们决定联合起来，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五姐妹无意继续经营奔驰公司，于是出售了家族持有的全部奔驰股权，获得了巨量现金。五姐妹于1981年聘用了一位管理家族企业的专家—伯恩哈德·冯德林，集中管理HQ Holding持有的家族资产。在当时的德国，HQ Holding是最早成立的单一家族办公室（SFO）之一。

SFO管理五姐妹的金融资产，并投资于美国的房地产，为她们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从投资、保险、到艺术收藏品、马厩管理等。五姐妹每年聚会4-5次，第一个晚上进行家族交流，充满了浓浓的亲情，第二天则谈论生意。在投资经理和家族顾问的建议下，五姐妹在股东会议上就投资方向进行激烈讨论。

HQ Holding的成功激发了五姐妹身边好友的兴趣，他们希望将自己的部分财富交由HQ Holding管理。五姐妹也有意推广她们的成功实践—如果能将家族办公室的服务开放给其他家族，不仅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更可以扩大合作平台，吸引更优秀的团队，带来更多的机会。

德国家族财富市场的发展引发了银行家约亨·绍本（JochenSauerborn）的注意。是否能将针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应用到家族财富管理上呢？当时的德国对家族财富管理有着强大的需求，但市场上的服务提供商只有传统的银行，这无法满足所有的客户需求。

约亨在法兰克福银行从业多年，曾管理过匡特家族的财富，亦曾管理过很多中东富豪的财富，这些富豪当时聘请很多着名投行的投资经理作为顾问。约亨和他的合伙人赖纳尔·劳与五姐妹一拍即合，决定联手为其他家族提供FO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匡特家族并没有像很多其他家族一样，将其SFO对外部家族开放，转型为联合家族办公室（MFO），而是在1987年，与约亨·绍本和赖纳尔·劳成立了一家平行于SFO的新MFO—国际经济金融研究所（FERI）。约亨·绍本成为控股股东，匡特家族则持有25%的股权。因此，匡特家族拥有一个独特的双层FO结构，HQ Holding作为SFO为自身服务，而将FERI作为MFO为其他家族提供服务。

通过FERI，匡特家族将其管理SFO的多年经验与约亨·绍本的银行经验及人脉网络融合在一起，希望打造一家大型金融服务机构。由于FERI拥有匡特家族的名望，很快便发展了一大批超级富豪客户（开户门槛为1亿元德国马克），使之成为德国最早的职业MFO之一。在鼎盛时期，FERI拥有约160个家族客户，管理着200亿欧元的家族资产，拥有300多名全职员工，包括150名研究员。

在FERI创建MFO平台的过程中，HQ Holding也在持续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在1980-1990年代，五姐妹开始投资于当时在德国较为罕见的对冲基金、PE等另类投资。她们1989年在美国成立了Auda公司，专门提供在美国进行另类投资的专业建议。Auda起初仅为满足家族自身需求而成立，如今也对其他客户开放，其办公室分布于法兰克福、纽约、伦敦、香港及上海，拥有64名员工，旗下管理的PE基金达54亿美元。

与大部分德国超高净值家族一样，匡特家族对房地产投资情有独钟。1989年五姐妹在美国成立了RECAP公司，寻觅房地产投资机会。RECAP如今也为外部家族及机构客户提供服务，创始至今在美国总共投资了80亿美元的商业及住宅地产。

五姐妹继承了家族的创业传统，于1992年创办了Equita，专门投资于德语国家的中盘股，利用母公司HQ Holding的网络及经验，投资于这些中小创新企业。

今天HQ Holding及旗下公司共管理173亿美元资产（包括外部客户资产），与30多年前创办之初的15亿德国马克相比，五姐妹无疑为出售企业之后的家族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当初为了推广成功经验及节省成本而成立的MFO—FERI成为了匡特家族的事业新平台。在满足家族税务法律、继承接班、家族治理等需求的同时，父辈所留下的遗产—脱离企业后的金融资本在FO的管理下业绩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