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话题开始。2012年，我在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工厂里，遇到一个怀着心事的管理者，他发愁的不是产品的销路和生产成本，而是员工的婚恋问题-男员工的婚事儿。这是一个典型的制造型企业，流水线清一色都是男工，比例接近90%，进入到厂区，就如同进入到了一个男人社区，只有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能见到女性。男女比例失调，给正值婚恋期的男性求偶带来极大困难。

招工的人事部门发现了一个规律，他们的男员工大批量来自于职业学校，年龄正处于婚恋的年龄。可工厂所在的城市新区，周边都是同类型企业，在这个独特的社区，找女朋友变得非常困难，很多人在工作两年后，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不得不辞职回家找对象。

2016年，我在湖南株洲的田心-着名的机车制造基地，听当地的负责人讲起了这个相同的苦恼。不同的是，田心作为株洲的一个“小而全”的城镇，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产业结构带来的性别比失衡，同样困扰了多年。

说这两个例子，无非想引出一个话题，中国的城市新区，在创造辉煌产值的同时，无一不面临着种种失衡的困境。人口性别比失衡，或者是诸多失衡中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观察点。一个城市的新区，往往就是这样起来的：划一片土地，设定一个产业，建起一座座厂房，四面八方的人，操着各式口音汇聚到这里。

新区是一个城市，又不是一个城市。按照城市的定义，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

“鬼城”何其多：过去这十多年间，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汹涌而起了新区和新城。设立新城新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必然的趋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是56.1%，城镇人口7.7亿，这7.7亿人口中，户籍人口是4.8亿，占了总人口的40%。

大学毕业生要解决居住的问题，农民工进城需要解决居住的问题，城市新兴阶层需要改善居住条件，老城区解决不了，就必须由城市的新区来解决。新城和新区大大缓解了城市老城区改造的压力，解决了人们居住问题，改善了居住环境。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理事会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做了一个统计，全国接近七成的城市设立了新区，等级越高的城市设立新区越多，设立新型城区的城市数，占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96.9%，共设立各类新城新区113个，平均每个城市设立新城区3.5个。

实际上，普遍意义上的新城新区远远不止这些，如果把所有的开发区、高新区都算在内，全国地级市设立新区的占比89.8%，设立新城区的数量是364个，平均每个城市1.6个。再往下说，全国大约有县级市270个，这些县级市、或者说县城，即便没有明确的命名或区划，也同样普遍开发了新城或新区。

无一例外的是，一方面是客观需求驱动，一方面是城市政府的扩大城市外延、获取土地财政红利的主观推动，中国出现了“凡有城市，必有新区”的局面。

大量的新区是从产业新区开始的，各类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也包括保税区，产业园区等，都是新区的前身。所以，没有新区的产业，没有通过新区发展起来的住宅产业，也没有城市今天。

而这些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面临着产城融合的问题。在这个尴尬的“鬼城”时段内，它既不是一个完全的城市新区，又不是产业园区。有的经历了巨大阵痛才熬过去，有的还在熬着。熬过来的便是奇迹，熬不过去则是败绩。

产城融合最核心的是两个问题，是产的功能和城的功能比重大小如何确定，如果产的功能比重高的话，就是一个生产性功能为主导的园区，就很像我们的开发区和高新区等，如果我们的城的功能比重高的话，将来就是一个新城区，就是一个综合性功能为主的新城区。

有时，这几乎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现实中，很难出现产城协同推进的状况。男员工找不到对象的窘境，就是先有产，而作为城市的其他功能滞后，而导致性别比失衡。

城与产，鸡和蛋：2015年12月，李克强总理专门带着中欧一些国家领导人到郑东新区参观，这是一个新区发展的样板。2000年，李克强总理任河南省省长时，正式提出建设郑东新区，2002年公开招标规划-这是一个大手笔的国际规划，招了日本的设计师做规划。郑东新区在发展的前几年，跟很多新区的遭遇是一样的，同样被称为鬼城、空城，一圈圈的高楼没有灯光。

熬过这段暗黑的时光，郑东新区差不多经过了十年的培育发展。现在，郑东新区建成区115平方公里，聚集人口115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万，房价领跑河南全省。2015年的GDP是262亿元，财政收入200亿元，入住的金融企业247家，49家世界500强，48家国内500强，形成了六大功能组团。

郑东新区为什么逆袭成功，因为河南是人口大省，腹地有超过1亿的人口，富裕起来的群体涌向郑州的速度非常之快，而郑东新区建设恰逢其时，为这些富裕阶层提供了空间和入驻的最佳环境。一个城市新区，只要产业进来了，就会带动人口的集聚。这看似是天经地义啊！但为什么那么多新区，空房子为什么就填不满人呢？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用工在大量减少，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变得不那么密集了。更多的情况是，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那些本就不具有人口优势的城市，不得不面临等人来的尴尬。产业进驻会吸引人口，但吸引人口集聚，要看周边腹地的人口资源怎么样。郑东新区的逆袭一方面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结果，同时也是河南人口大省和郑州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些都是其他城市不具备、不可复制的。

那么要反问一下，那些动辄50万人口、上百万人口的新区规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中国城市新区的规划，大多是由做空间设计的规划设计院来主导的，他们往往忽略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到底要吸引多少人过来。对城市人口的规划，往往是按每平方公里承载多少人来计算，像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这种决策思维，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腹地人口基数足够多、无穷大。很多城市的决策者并不认为这样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新区就是这么拍脑袋拍出来的，新区建多大，取决于决策者的雄心和决心：把土地征收出来，基础设施建设好，招商引资的企业落地了，那人——劳动力自然就来了嘛。

在这种大背景下，所有的城市都会选择超前。将城市新区规划做大，卖出大量土地以补充财政，再大手笔进行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大广场、大马路以及大楼盘变出现了。

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算得上一个典型案例。当年，这个毫无产业基础，在距离老城区东胜25公里的地方，重新建起了一个新城，并规划了百万人口，拉开了大规模造城的框架。在煤炭的黄金十年，鄂尔多斯雄厚的政府财政，为营建新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各路资本也纷纷打上了造城的快车，投入这场狂欢。

百万人口的规划实在太过浪漫，鄂尔多斯腹地地广人稀，全域的人口不过200万，即便所有的农村牧区人口全部转移进城，也难以蓄满如此多的楼宇和城市。而过于开阔的城市空间和粗放的路网，浪费了一半的土地，不利于服务业集聚。于是，这段煎熬的岁月，就显得格外刺眼。也经历了十年，2016年，康巴什成为一个正式的行政区，才渐渐有了城市形态。

当我们研究一个区域的时候，比如中西部的一个城市新区，它有没有吸引十万人、五十万人进城的基础，既要考虑腹地的人口，也要考虑产业结构。更何况，中国很多的城市新区，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定位，即便腹地不缺人口，还需要面临激烈的区域竞争，与其他城市的新区争夺人口。

这些实则是有章可循的。一个新区规划，应该能够考虑到，周边农村进城的人口会有多少；老城区市民要寻求居住环境改善，这个数量大约是多少；以此为基础，按照城市承载能力去计算。此外，产业规划也与人口集聚息息相关，如果要发展现代农业，那需要的人数是很少的；如果要引入富士康那样的企业，那人数会有很多；如果搞旅游产业，那人口数量和结构又不一样。

如果经营城市新区是一门生意，那么大手笔规划带来的问题就是投资过高过快，带来产城失衡，造成资金的沉淀。南沙新区，临港新区，曹妃甸新区，或多或少演绎了这样的路数，在大手笔造城后，等待着缓慢滞后的人口集聚。而这些滞缓的人口集聚，也必然拖累了增长速度，让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放慢脚步。

反过来说，人口的集聚效应，支撑了个别城市的高速增长。从2016年的GDP增速来看，共有11个省份的GDP增速超过8%以上，从高到低排名分别为重庆、贵州、天津、江西、安徽、福建、青海、湖北、江苏、河南、宁夏。这其中，重庆、贵州两地GDP增速超过10%，分别以10.7%与10.5%的增速水平占据前两位。重庆和贵州两省，有一定的人口优势，向重庆主城区和贵阳两个城市来转移，人口的集聚效应，可以支撑两个城市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产业不落地，人口不流入，新区面临危险的死循环：微薄的税收难以维持新区运转，要激活新区，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建设必须筹资，要筹集资金就必须接着卖地，而卖地盖房子又进一步空城化。于是，很多新区建设日新月异，房子却卖不出去，招商引资成本高企，以房地产发展为主导的新区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摊大饼，还是穿糖葫芦：打破死循环，也并非无计可施。现实中，没有哪位主政者，愿意承担大手笔造城带来的负面舆论。当产业吸附不力、人口集聚缓慢，用什么办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新区增加人气呢？

搬家啊！既然新区可以大手笔规划，那整个城市的功能，当然也可以重新构造。在中国，城市的生长和繁荣，总是围绕着行政权力和稀缺的公共服务资源来拓展的，而这些资源的配置权，掌控在政府手中。

所以，新区的营建，往往伴随着搬迁。一类是行政中心，一类是以学校和医院的公共服务体系。行政中心搬迁了，会带动一批的相关的行业和人口聚集。学校和医院的搬迁，等于将公共服务空间位移，加速目标区域的人口集聚速度。

多数的城市行政中心搬迁，一般都在10公里以内，这是新区带动人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此外便是将学校和医院搬过去，因为教育和医疗往往是城市里最为主要的公共服务，人们获得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与距离这些公共设施的距离是直接相关的。

贵阳的观山湖区，建设初期便遇到了缺乏人气的问题。贵阳市政府把全市最好的学校搬过去，师生在校人数短时间内实现了增长，然后市政府再搬迁，人气就起来了。

行政力量干预总是最直接的。政府搬迁，往往会加大公务员们的通勤成本，让公职人员们往返奔波、叫苦不迭。但在强有力的政府指令中，政府搬迁往往是执行最坚决、效果最显着的，这已是新区提升人气屡试不爽的招数。

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引擎，大大小小的行政机关一旦在新区驻扎下来，用不了三年五载，这片区域的商业环境，就会逐步完善起来，地价就会飙升。这样看来，政府机关的搬迁，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很多新区的规划蓝图，也往往就是围绕着行政中心的搬迁来设计的。

北京或许是唯一一个特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把行政中心搬迁到通州，距离接近30公里，通俗得说，是把北京搬出北京。于是，一夜之间，通州和京东地区楼价暴涨。

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搬迁解决不了的。新区日新月异，但老城却像腌菜坛子，越腌越香。我曾经遇到这样一群老人，随着北京城市的旧城改造，他们从二环周边低矮的棚户区，搬迁到了远郊的保障房小区，居住环境改善了，可老人们却陷入了乡愁之中。新小区没有熟悉的街坊，遇不到遛鸟的同好，也见不着爱唱京剧的票友……那怎么办？他们宁愿每天坐上公共汽车，往返十几公里，到老屋周边的公园去，寻找旧日的熟悉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乡愁归乡愁，城市总归要扩张，人们从老城搬到新区，从农村搬到新区，城市便也扩大了边界，越摊越大。而“摊大饼”这个词汇，好像是专门来形容北京城市扩张史的，作为沿着边界无序扩张的代名词。

可追溯一下，城市从产生到形成，本身就是边界不断扩张的过程，有哪个城市不是一圈一圈摊出来的。沿着老城区的边界扩张，建设成本较低，产业转移成本低，人口易于集聚，基础设施供给到位，公共服务比较完善。上海的浦东新区，就是成功的例子，原来135万人发展到500多万人，就是沿着黄浦江不断摊大的。

相反，远离城市的城区，则存在着很多问题。兰州新区，距离主城区38公里。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距离主城区东胜25公里。曹妃甸新区则距离唐山主城区70公里，这里曾经规划人口到2020年120万人，但现在只有30多万。怎么激活这个新区，存在很大的问题。

放眼于全球，大都市圈扩展的背后，往往是更大空间上的精心布局。要避免“摊大饼”摊下去，就必须穿好糖葫芦，以快速便捷的交通线为轴，建立新区与旧城快速交互的血管，这是城市有序扩张的定律。

东京曾经高度聚集了日本的高端产业，随着新干线等交通的发展，日本有意识地在国家级项目上有针对性地配置，把一些产业迁到东京以外。

通过修轨道交通，拉近了大都市和周边地区时间上的距离，产业、住户就逐渐迁移过去。从交通建设模式上来看，日本和香港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日本允许农民集合起来，把土地和地铁公司联合做一家公司，统一规划交通。巴黎和东京，都曾经经历了“产业外迁、居住外迁”的过程。区域互联互通，构筑一体化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区域的路网、管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全方位快捷畅通。

后记：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了。围绕白洋淀划定的这片2000平方千米的空间，将装载一些什么样的产业，配置一些什么样的功能？

一个城市新区，即将在一张白纸上开始起步，它所引发的想象空间是无穷的。上文提到的种种现象，它会不会遇到？如果摒弃传统的新区养成模式，他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国家战略承载之地？

这个尚处于圆圈阶段的新区，就像很多新区一样，必将接受市场的洗礼，就好像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雄安新区与这两年刚刚出现的诸多新区——湘江新区、金普新区、江北新区、哈尔滨新区、赣江新区……一道，构成了中国务求突破经济低谷、获得新的增长动力的中国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