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星球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登录

苏州经济

“鬼城”何其多:过去这十多年间,中国大大 ...

  • 0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话题开始。2012年,我在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工厂里,遇到一个怀着心事的管理者,他发愁的不是产品的销路和生产成本,而是员工的婚恋问题-男员工的婚事儿。这是一个典型的制造型企业,流水线清一色都是男工,比例接近90%,进入到厂区,就如同进入到了一个男人社区,只有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能见到女性。男女比例失调,给正值婚恋期的男性求偶带来极大困难。

招工的人事部门发现了一个规律,他们的男员工大批量来自于职业学校,年龄正处于婚恋的年龄。可工厂所在的城市新区,周边都是同类型企业,在这个独特的社区,找女朋友变得非常困难,很多人在工作两年后,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不得不辞职回家找对象。

2016年,我在湖南株洲的田心-着名的机车制造基地,听当地的负责人讲起了这个相同的苦恼。不同的是,田心作为株洲的一个“小而全”的城镇,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产业结构带来的性别比失衡,同样困扰了多年。

说这两个例子,无非想引出一个话题,中国的城市新区,在创造辉煌产值的同时,无一不面临着种种失衡的困境。人口性别比失衡,或者是诸多失衡中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观察点。一个城市的新区,往往就是这样起来的:划一片土地,设定一个产业,建起一座座厂房,四面八方的人,操着各式口音汇聚到这里。

1205.jpg

新区是一个城市,又不是一个城市。按照城市的定义,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
游离空气

写了 50 篇文章,拥有财富 777,被 3 人关注

转播转播 分享分享 分享淘帖
回复

使用道具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B Color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游离空气

发表于 2017-4-23 12:02:00

“鬼城”何其多:过去这十多年间,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汹涌而起了新区和新城。设立新城新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必然的趋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是56.1%,城镇人口7.7亿,这7.7亿人口中,户籍人口是4.8亿,占了总人口的40%。

大学毕业生要解决居住的问题,农民工进城需要解决居住的问题,城市新兴阶层需要改善居住条件,老城区解决不了,就必须由城市的新区来解决。新城和新区大大缓解了城市老城区改造的压力,解决了人们居住问题,改善了居住环境。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理事会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做了一个统计,全国接近七成的城市设立了新区,等级越高的城市设立新区越多,设立新型城区的城市数,占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96.9%,共设立各类新城新区113个,平均每个城市设立新城区3.5个。

实际上,普遍意义上的新城新区远远不止这些,如果把所有的开发区、高新区都算在内,全国地级市设立新区的占比89.8%,设立新城区的数量是364个,平均每个城市1.6个。再往下说,全国大约有县级市270个,这些县级市、或者说县城,即便没有明确的命名或区划,也同样普遍开发了新城或新区。

无一例外的是,一方面是客观需求驱动,一方面是城市政府的扩大城市外延、获取土地财政红利的主观推动,中国出现了“凡有城市,必有新区”的局面。

大量的新区是从产业新区开始的,各类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区,也包括保税区,产业园区等,都是新区的前身。所以,没有新区的产业,没有通过新区发展起来的住宅产业,也没有城市今天。

而这些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面临着产城融合的问题。在这个尴尬的“鬼城”时段内,它既不是一个完全的城市新区,又不是产业园区。有的经历了巨大阵痛才熬过去,有的还在熬着。熬过来的便是奇迹,熬不过去则是败绩。

产城融合最核心的是两个问题,是产的功能和城的功能比重大小如何确定,如果产的功能比重高的话,就是一个生产性功能为主导的园区,就很像我们的开发区和高新区等,如果我们的城的功能比重高的话,将来就是一个新城区,就是一个综合性功能为主的新城区。

有时,这几乎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现实中,很难出现产城协同推进的状况。男员工找不到对象的窘境,就是先有产,而作为城市的其他功能滞后,而导致性别比失衡。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游离空气

发表于 2017-4-23 12:02:47

城与产,鸡和蛋:2015年12月,李克强总理专门带着中欧一些国家领导人到郑东新区参观,这是一个新区发展的样板。2000年,李克强总理任河南省省长时,正式提出建设郑东新区,2002年公开招标规划-这是一个大手笔的国际规划,招了日本的设计师做规划。郑东新区在发展的前几年,跟很多新区的遭遇是一样的,同样被称为鬼城、空城,一圈圈的高楼没有灯光。

熬过这段暗黑的时光,郑东新区差不多经过了十年的培育发展。现在,郑东新区建成区115平方公里,聚集人口115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万,房价领跑河南全省。2015年的GDP是262亿元,财政收入200亿元,入住的金融企业247家,49家世界500强,48家国内500强,形成了六大功能组团。

郑东新区为什么逆袭成功,因为河南是人口大省,腹地有超过1亿的人口,富裕起来的群体涌向郑州的速度非常之快,而郑东新区建设恰逢其时,为这些富裕阶层提供了空间和入驻的最佳环境。一个城市新区,只要产业进来了,就会带动人口的集聚。这看似是天经地义啊!但为什么那么多新区,空房子为什么就填不满人呢?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用工在大量减少,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变得不那么密集了。更多的情况是,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那些本就不具有人口优势的城市,不得不面临等人来的尴尬。产业进驻会吸引人口,但吸引人口集聚,要看周边腹地的人口资源怎么样。郑东新区的逆袭一方面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结果,同时也是河南人口大省和郑州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些都是其他城市不具备、不可复制的。

那么要反问一下,那些动辄50万人口、上百万人口的新区规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中国城市新区的规划,大多是由做空间设计的规划设计院来主导的,他们往往忽略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到底要吸引多少人过来。对城市人口的规划,往往是按每平方公里承载多少人来计算,像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这种决策思维,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腹地人口基数足够多、无穷大。很多城市的决策者并不认为这样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新区就是这么拍脑袋拍出来的,新区建多大,取决于决策者的雄心和决心:把土地征收出来,基础设施建设好,招商引资的企业落地了,那人——劳动力自然就来了嘛。

在这种大背景下,所有的城市都会选择超前。将城市新区规划做大,卖出大量土地以补充财政,再大手笔进行基础设施投入。于是,大广场、大马路以及大楼盘变出现了。

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算得上一个典型案例。当年,这个毫无产业基础,在距离老城区东胜25公里的地方,重新建起了一个新城,并规划了百万人口,拉开了大规模造城的框架。在煤炭的黄金十年,鄂尔多斯雄厚的政府财政,为营建新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各路资本也纷纷打上了造城的快车,投入这场狂欢。

百万人口的规划实在太过浪漫,鄂尔多斯腹地地广人稀,全域的人口不过200万,即便所有的农村牧区人口全部转移进城,也难以蓄满如此多的楼宇和城市。而过于开阔的城市空间和粗放的路网,浪费了一半的土地,不利于服务业集聚。于是,这段煎熬的岁月,就显得格外刺眼。也经历了十年,2016年,康巴什成为一个正式的行政区,才渐渐有了城市形态。

当我们研究一个区域的时候,比如中西部的一个城市新区,它有没有吸引十万人、五十万人进城的基础,既要考虑腹地的人口,也要考虑产业结构。更何况,中国很多的城市新区,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定位,即便腹地不缺人口,还需要面临激烈的区域竞争,与其他城市的新区争夺人口。

这些实则是有章可循的。一个新区规划,应该能够考虑到,周边农村进城的人口会有多少;老城区市民要寻求居住环境改善,这个数量大约是多少;以此为基础,按照城市承载能力去计算。此外,产业规划也与人口集聚息息相关,如果要发展现代农业,那需要的人数是很少的;如果要引入富士康那样的企业,那人数会有很多;如果搞旅游产业,那人口数量和结构又不一样。

如果经营城市新区是一门生意,那么大手笔规划带来的问题就是投资过高过快,带来产城失衡,造成资金的沉淀。南沙新区,临港新区,曹妃甸新区,或多或少演绎了这样的路数,在大手笔造城后,等待着缓慢滞后的人口集聚。而这些滞缓的人口集聚,也必然拖累了增长速度,让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放慢脚步。

反过来说,人口的集聚效应,支撑了个别城市的高速增长。从2016年的GDP增速来看,共有11个省份的GDP增速超过8%以上,从高到低排名分别为重庆、贵州、天津、江西、安徽、福建、青海、湖北、江苏、河南、宁夏。这其中,重庆、贵州两地GDP增速超过10%,分别以10.7%与10.5%的增速水平占据前两位。重庆和贵州两省,有一定的人口优势,向重庆主城区和贵阳两个城市来转移,人口的集聚效应,可以支撑两个城市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产业不落地,人口不流入,新区面临危险的死循环:微薄的税收难以维持新区运转,要激活新区,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建设必须筹资,要筹集资金就必须接着卖地,而卖地盖房子又进一步空城化。于是,很多新区建设日新月异,房子却卖不出去,招商引资成本高企,以房地产发展为主导的新区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游离空气

发表于 2017-4-23 12:03:29

摊大饼,还是穿糖葫芦:打破死循环,也并非无计可施。现实中,没有哪位主政者,愿意承担大手笔造城带来的负面舆论。当产业吸附不力、人口集聚缓慢,用什么办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新区增加人气呢?

搬家啊!既然新区可以大手笔规划,那整个城市的功能,当然也可以重新构造。在中国,城市的生长和繁荣,总是围绕着行政权力和稀缺的公共服务资源来拓展的,而这些资源的配置权,掌控在政府手中。

所以,新区的营建,往往伴随着搬迁。一类是行政中心,一类是以学校和医院的公共服务体系。行政中心搬迁了,会带动一批的相关的行业和人口聚集。学校和医院的搬迁,等于将公共服务空间位移,加速目标区域的人口集聚速度。

多数的城市行政中心搬迁,一般都在10公里以内,这是新区带动人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此外便是将学校和医院搬过去,因为教育和医疗往往是城市里最为主要的公共服务,人们获得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与距离这些公共设施的距离是直接相关的。

贵阳的观山湖区,建设初期便遇到了缺乏人气的问题。贵阳市政府把全市最好的学校搬过去,师生在校人数短时间内实现了增长,然后市政府再搬迁,人气就起来了。

行政力量干预总是最直接的。政府搬迁,往往会加大公务员们的通勤成本,让公职人员们往返奔波、叫苦不迭。但在强有力的政府指令中,政府搬迁往往是执行最坚决、效果最显着的,这已是新区提升人气屡试不爽的招数。

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引擎,大大小小的行政机关一旦在新区驻扎下来,用不了三年五载,这片区域的商业环境,就会逐步完善起来,地价就会飙升。这样看来,政府机关的搬迁,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很多新区的规划蓝图,也往往就是围绕着行政中心的搬迁来设计的。

北京或许是唯一一个特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把行政中心搬迁到通州,距离接近30公里,通俗得说,是把北京搬出北京。于是,一夜之间,通州和京东地区楼价暴涨。

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搬迁解决不了的。新区日新月异,但老城却像腌菜坛子,越腌越香。我曾经遇到这样一群老人,随着北京城市的旧城改造,他们从二环周边低矮的棚户区,搬迁到了远郊的保障房小区,居住环境改善了,可老人们却陷入了乡愁之中。新小区没有熟悉的街坊,遇不到遛鸟的同好,也见不着爱唱京剧的票友……那怎么办?他们宁愿每天坐上公共汽车,往返十几公里,到老屋周边的公园去,寻找旧日的熟悉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乡愁归乡愁,城市总归要扩张,人们从老城搬到新区,从农村搬到新区,城市便也扩大了边界,越摊越大。而“摊大饼”这个词汇,好像是专门来形容北京城市扩张史的,作为沿着边界无序扩张的代名词。

可追溯一下,城市从产生到形成,本身就是边界不断扩张的过程,有哪个城市不是一圈一圈摊出来的。沿着老城区的边界扩张,建设成本较低,产业转移成本低,人口易于集聚,基础设施供给到位,公共服务比较完善。上海的浦东新区,就是成功的例子,原来135万人发展到500多万人,就是沿着黄浦江不断摊大的。

相反,远离城市的城区,则存在着很多问题。兰州新区,距离主城区38公里。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距离主城区东胜25公里。曹妃甸新区则距离唐山主城区70公里,这里曾经规划人口到2020年120万人,但现在只有30多万。怎么激活这个新区,存在很大的问题。

放眼于全球,大都市圈扩展的背后,往往是更大空间上的精心布局。要避免“摊大饼”摊下去,就必须穿好糖葫芦,以快速便捷的交通线为轴,建立新区与旧城快速交互的血管,这是城市有序扩张的定律。

东京曾经高度聚集了日本的高端产业,随着新干线等交通的发展,日本有意识地在国家级项目上有针对性地配置,把一些产业迁到东京以外。

通过修轨道交通,拉近了大都市和周边地区时间上的距离,产业、住户就逐渐迁移过去。从交通建设模式上来看,日本和香港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日本允许农民集合起来,把土地和地铁公司联合做一家公司,统一规划交通。巴黎和东京,都曾经经历了“产业外迁、居住外迁”的过程。区域互联互通,构筑一体化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区域的路网、管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全方位快捷畅通。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游离空气

发表于 2017-4-23 12:03:44

后记: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了。围绕白洋淀划定的这片2000平方千米的空间,将装载一些什么样的产业,配置一些什么样的功能?

一个城市新区,即将在一张白纸上开始起步,它所引发的想象空间是无穷的。上文提到的种种现象,它会不会遇到?如果摒弃传统的新区养成模式,他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国家战略承载之地?

这个尚处于圆圈阶段的新区,就像很多新区一样,必将接受市场的洗礼,就好像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雄安新区与这两年刚刚出现的诸多新区——湘江新区、金普新区、江北新区、哈尔滨新区、赣江新区……一道,构成了中国务求突破经济低谷、获得新的增长动力的中国镜像。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推荐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