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兴是新兴的社交网络「十年后」的创始人，在这篇自由来稿中，这位90后创业者比较了硅谷与中国的投资人精神。在他看来，“硅谷会真正对一个模式做出尽可能精确的分析，而不会将它与趋势或风潮进行对比，去判断这个项目是不是拥有诱人的‘概念’。他们更加实在。而中国的创业者通常没有这些想法。拷贝到中国(Copy to China)的模式所有人都能看到，只要稍作修改与本地化工作即可，这是一个捷径。而投资人其实也更倾向于这类项目。”读毕此文，我突然发觉，也许90后创业者离硅谷更近一些。

初到硅谷，我首先看到的是温暖阳光下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和闲散漫步的学生们。回到四十年前，嬉皮士们在这儿游荡和欢闹，他们从旧金山出发，从斯坦福出发，跟随着垮掉一代的先辈，去美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寻找真实的自我。

差不多与此同时， 1971 年开始，“硅谷”的名字出现于报章中，加州的一个角落聚集了越来越多抱有科技梦想的年轻人。这个科技梦想起始于斯坦福大学一个才华横溢的教授 Frederick Terman 。他看到，虽然加州有很多好的大学，但优秀的学生们毕业后，大多却选择到东海岸去寻找工作机会。在 Terman 的指导下，他的两个学生在一间车库里凭着538美元建立了惠普公司。

在中国，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聊天，都谈到人生和理想，大家都有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比如拍电影、画漫画、写书，比如像我，创办一个公司。可是说到为什么不做的时候，每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会说出高房价和生活成本。可是，如果这些是阻碍我们去追求的理由，为什么硅谷的年轻人和纽约的年轻人仍然可以去自由地创造、去体验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这些是不可战胜的压力，为什么纽约的年轻人即使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即使是住在廉价小区，即使没有钱买最新的 iPhone ，也会去创造自己想要的创新或文化？

很多时候，社会压力和房价成为了我们内心软弱的理由，成为了安于平庸和胆小怯懦的外衣。我们不敢去跳脱出这些东西做出选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以及我们的父母、朋友、亲人、师长，在告诉我们：应该融入大流，接受当下。也许我们也挣扎过，反抗过，试图说服周围的人，或用逻辑的理性思维，或用甚至是最绝望的哭泣或怒吼：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请相信我，请相信我，让我自己去过。但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被周围和现状的成见吞没，失去了自己掌控人生的勇气，最后融入大流。

而我们，正是想用自己的原创思想和社交产品去改变一些东西。

离开加州的那晚，我又回到了斯坦福校园待了一阵。这儿的人都希望去做那些之前没人做到过的事，并相信一切的可能性，无论是投资人、导师还是创业者。这个是这种基于“改变”和“相信”的文化塑造出了今日的硅谷。

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国，长久以来的抄袭与模仿击碎了创业生态中仅存的创新精神和极客精神，已经站稳脚跟的巨头使用类似传统行业的战略垄断着流量、资本与公共关注。支离破碎的互联网生态本身影响了用户群体所能接触到的产品创新度，而在缺少创新的互联网世界中成长起的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接受度和习惯度被人为压抑。

但问题是，也许我们永远只能远远望着硅谷，就当这是属于硅谷的世界。

颠覆、创新与反传统的互联网思维：如果不看创业者和投资人，单看中国的创业项目本身，周鸿祎在一年前有一句很精辟的概述：“听起来是 reasonable ，很合理、正常，没有令人惊艳的地方，不会让你惊叹说：哎呀，他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所做的更多事情，是去谈论概念、追求大方向的理念，比如 O2O 、大数据、企业端、可穿戴设备，而不是去在乎产品本身的细微之处。

我们做的社交产品上线前，很多圈内人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有没有人会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梦想？”这就是最悲哀之处了。在一件事物还没有诞生之前，这种需求在互联网上还不存在，而这种“暂不存在”会被我们认为是“没有需求”。似乎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一个硅谷的产品在美国有无数人开始用，然后我们去总结一些原因（甚至归纳出一些趋势），紧接着，大家开始炮制类似的东西，融资，占领中国市场。

这就好像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黑夜的沙滩上，在某个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之前，我们只会匍匐在黑暗中。而任何的动作都会被认为是冒险送死的愚蠢决策。

而硅谷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所有人都不赞同你，即使你一个人萎缩在一个昏暗咖啡馆的小角落里，你也仍可以相信自己可以撬动这个世界。因为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在抱着改变世界的决心努力。人们会不赞同你的方向，会质疑你的产品，批评你的推广策略，但是他们不会嘲笑你，不会质疑你的选择。因为最后的最后，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硅谷的那些年轻人，放弃了一些生命中的东西，从全美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共同涌向了这里。正因为他们都是这样野心勃勃的人，非常相似。在斯坦福的校园里，阳光整日明媚，你能感觉到“自由之风劲吹”（斯坦福的校训），也能感觉到野心与活力在空气中流动。

风潮投资：而在硅谷接触了众多风投人士后，我的感觉是，他们会真正对一个模式做出尽可能精确的分析，而不会将它与趋势或风潮进行对比，去判断这个项目是不是拥有诱人的“概念”。他们更加实在。

在这种情况下，初创的创新企业（而非那些 Copy to China 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持。试想一个情况，几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创立一个全新的网页或移动应用，他们根本就不认识风险投资公司的人，更不用说去他们的办公室聊自己的想法，而如果这些年轻人在路演上和这些风险投资者阐述自己的产品公司，多半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因为年轻人全凭自己的想象来创造一款产品（而不是根据外国的类似产品加以改装）会被认为是幼稚而“不接地气”。然后这些年轻人有一半可能会继续独立做下去，自己筹资撑到产品上线，由于没有推广费用，他们会求助于孵化器和政府创业基金，但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或孵化器的资助策略很严苛：在上海，一般是无息贷款20万，但是5年内必须还清。所以如果在早期没有盈利模式的应用（诸如 Whatsapp, Instr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就不能得到这个项目的资助，除此之外，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政府基金和园区的另一种孵化政策是股权投资，但是前提是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创业团队提供的资金等同。同样，学生创业团队一般也无法筹集到数十万的启动资金。在这些融资渠道之外，中国尚不健全的天使投资体系和投资人数量也让那些没有明星创业者（已有经验的连续创业者、自身技术经理等）初创团队的融资和发展举步维艰。在发达城市，也会有一些非公有的孵化器，比如中国加速器、戈壁的孵化项目等，但是这些项目多半是创业投资机构的延伸，因此对项目的筛选标准也类似。

但对我来说，互联网的意义应该是创造新的东西，面向一种颠覆型变革。互联网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有的人认为它能改变传媒界，有的人认为它能帮自己卖煎饼卖到天下无敌，有的人认为它能让人感知到神的存在。但是对于我来说，互联网精神就是创新、叛逆和反传统。

改变世界的“硅谷精神”：硅谷这些热切的年轻人的最大特点是：他们有一种“可能的精神（the feeling of possible）”和“可以做的精神（the feeling of can-do）”，他们有什么想法，就会立刻去做，疯狂地工作，把它变成现实。同时，他们也非常成熟，然后找到投资者和战略顾问，试图用产品改变世界，如果这个不行，就去试下一个想法。

而中国的创业者通常没有这些想法。拷贝到中国（Copyto China）的模式所有人都能看到，对于做产品和人和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捷径，因为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熟的推广、品牌、运营、产品模式，只要稍作修改与本地化工作即可。

而投资人其实也更倾向于这类项目。因为这种项目的模式在国外已经被证明可以很轻松地说服投委会。事实上，中国的投资人最强大的一点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而成功的投资者需要的是真正的原生判断力。这种原生判断力让出色的投资人可以针对一个全新的产品或模式做出最合理的逻辑推断，并判断其可能潜力，而这需要对人性、对市场的充分理解与深刻认识。相比之下，中国的创投圈更喜欢研究趋势（“大势”）、风潮，甚至会针对某些热点领域进行刻意投资。

在加州的慵懒阳光下，我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和复旦时期的一些老朋友们见面，然后去参加学校里的一个创业讨论活动。激情涌动的年轻人们和我们讨论各种关于 app 的新点子，有的点子是让用户们每日交换心情，有的是让人们以更好的方式挑选对象，还有的是给企业的大数据存储和云服务，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图片分享应用。

他们讨论的是谁又拿到了 Y-Combinator （硅谷著名的孵化器）的 Offer，谁昨天又在街上认识了一个天使，谁的朋友的项目被 Facebook 收购了。这些年轻人来自意大利、爱沙尼亚、乌克兰、法国、英国，当然其中更多的是美国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脑中都有一些疯狂的点子，并希望用这些点子去改变世界。

听起来很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法带着自己的点子在硅谷待到明年，也许一小部分人会在社交或路演中获得天使们的青睐，但是只有几个人会真正影响全世界，这些人将会带着全世界的瞩目在各个场合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更加重要的不是这个漏斗机制本身，而是每个在这里的年轻人，也许还不到 20 岁，也许已经 30 出头，都野心勃勃地相信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能改变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并极富实干精神。

硅谷的人们随时相信自己能做到。就像90年代末苹果电脑的广告词说的那样：“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这喻指了硅谷的精神。他们有这种勇气与自信，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一直在改变世界。这儿发生的一切，每次都会像龙卷风一样传到世界各地。在中国、印度、罗马尼亚、希腊、非洲，硅谷的科技浪潮已经和好莱坞、可口可乐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