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收入却变得更少了。”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医生认为,使用电子病历有一定的好处,但处理不熟悉的应用软件和新的报告要求已经降低了他的效率。他接待的患者数量减少,收入也随之下降。图片版权: George Etheredge/《纽约时报》近年来,经济学家对这种奇怪的生产力之谜提供了大量的解释,由此,这些经济学家主要可以分为科技悲观派和科技乐观派。
最著名的科技悲观派是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J.Gordon)。他的新书《美国成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是对这场辩论的最新解释。戈登先生认为,当前的数字科技创新并未能像过去的科技发明(如电力、汽车、飞机和抗生素)一样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而另一方面,科技乐观派则以负责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字经济项目(Initiative on the Digital Economy)的两名经济学家艾瑞克·布尔约夫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克菲(Andrew McAfee)为首。他们认为,在科技出现同人们以及企业学会有效地利用科技之间,一直存在着时间差。一系列技术的应用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分别在 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期促进了一定生产力增长的电动马达和互联网的应用,就要比它们的发明时间滞后不少。
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已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医学进入了数字时代。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国会颁布了《医疗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和临床健康法案》(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 Act of 2009)。 立法规定,如果医师能转向使用电子病历,则能获得政府提供的 4.4 万美元激励奖金。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阿希什·杰哈(Ashish Jha)说:“政府的资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什么证据能说明这项技术对质量和成本的影响。”健康专家称,电子病历仅仅是控制成本和提高护理质量的第一步。曾任布什政府健康信息科技政策主管的大卫·布雷勒博士(Dr. David J. Brailer)说:“人们混淆了信息自动化与创造能让生产力和创造力蓬勃发展的工作环境这两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技术在改变工作方式方面的努力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