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I. M. Pei）去世了，这位建筑大师在纽约一家地产公司开启了漫长的职业生涯，最终成为了世界上最受尊崇的建筑大师，享年 102 岁。贝聿铭的儿子，同为建筑师的贝礼中（Li Chung Pei）在周四（当地时间 5 月 16 日）表示，父亲是在夜间去世的。

贝聿铭最广为人知的或许就是设计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East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以及作为巴黎卢浮宫入口的玻璃金字塔。

他亲切而坚定的态度使他成为少数几个对地产开发商、企业家和艺术博物馆董事会（当然，艺术博物馆董事会通常是由地产开发商和企业家组成）同样具有吸引力的建筑师之一，而他所有的作品，从商业摩天大楼到艺术博物馆，都标志着在潮流与传统之间寻求的一种谨慎的平衡。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扩建部分（即东馆）由贝聿铭设计，采用田纳西州的巨型大理石筑成，这些大理石围成一个三角形的空间。这在现代主义结构中非常罕见，其外观坚固耐久、精雕细琢，甚至连传统建筑的爱好者都为之倾倒。

贝聿铭一生都坚持现代主义，虽然他设计的建筑没有一个被打上老式或传统的标签，但他独特的现代主义烙印，即干净、含蓄、棱角分明，以及在使用简单的几何图形和渴望气势恢宏方面的强硬态度，有时似乎恰恰体现了传统的特点（至少，与最新的建筑趋势相比的确如此）。这些评论几乎没有对他造成困扰；他曾说过，他对建筑最看重的是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坚持认为，他不仅想要解决问题，还想要创建“一个思想体系结构”。他还表示，他担心“这个想法和专业实践没有足够的交集。”

贝聿铭出生于中国，并于 1930 年代移居美国。1948 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后不久，即被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雇用，负责监管泽肯多夫的地产公司韦伯纳普（Webb & Knapp）的建筑设计。

当他的大多数哈佛同学认为自己能够设计一两栋独栋房子实属幸运时，贝聿铭很快就参与了高层建筑的设计，并以这个经历为跳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贝聿铭联合事务所（I. M. Pei & Associates），这间公司是他在 1955 年与同样从老东家韦伯纳普地产公司离开的亨利·科布（Henry Cobb）和伊森·伦纳德（Eason Leonard）共同组建的。

早些时候，贝聿铭的公司主要是为泽肯多夫执行项目，包括 1963 年竣工的纽约基普斯湾广场（Kips Bay Plaza）、费城的社会山公寓（Society Hill Towers，1964 年建成）以及纽约的银塔（Silver Towers，1967 年建成）。所有这些建筑都以网格混凝土外墙而闻名。

1960 年，贝聿铭联合事务所完全独立于韦伯纳普公司。当时，贝聿铭这位极有修养的绅士，以其安静、低调的举止和从容不迫的魅力掩饰下求胜心切的强大野心，赢得了与泽肯多夫无关的重大项目的合作机会。其中包括建成于 1967 年的科罗拉多州波尔得市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均于 1968 年落成的纽约州雪城市（Syracuse）的伊弗森美术馆（Everson Museum of Art）和得梅因艺术中心（Des Moines Art Center）。

国家美术馆项目为贝聿铭赢得了参与修复巴黎卢浮宫的机会。贝聿铭表示，卢浮宫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项目，他还说：“如果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没有做错，那就是设计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这些建筑是贝聿铭设计的一系列博物馆建筑中的第一批作品。博物馆系列还包括后来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1978 年建成）和卢浮宫玻璃金字塔（1989 年建成），以及位于克利夫兰的摇滚名人堂博物馆（Rock & Ro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这个博物馆是贝聿铭 1995 年设计的，外观上很像是一个巨大的玻璃帐篷。这或许是他最令人出乎意料的作品。

贝聿铭并非摇滚迷，他一开始拒绝了这个设计邀约。在改变主意后，他与《滚石》杂志的出版商 Jann Wenner 一起去听了一些摇滚音乐会，借此为迎接表达音乐精神的挑战做好准备。

克利夫兰的博物馆项目不会是贝聿铭最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博物馆作品：他的博物馆系列的封山之作就是后来于 2008 建成的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当时，贝聿铭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作为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作品的资深收藏家，他承认自己对伊斯兰艺术知之甚少。

就像对待摇滚名人堂一样，贝聿铭将设计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也视为了解他自认为并不了解的文化的一次机会。他通过阅读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开始了他的研究，随后参观了世界各地伟大的伊斯兰建筑。

肯尼迪家族的选择：贝聿铭很快就接手了大大小小的建筑设计项目，其中包括纽约艾德怀尔德机场（Idlewild Airport，现为肯尼迪机场）美国国家航空的航站楼、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大楼（Newhous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以及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的克利奥·罗杰斯纪念图书馆（Cleo Rogers Memorial Library，哥伦布市素以美丽的建筑而闻名）。

但真正让贝聿铭成为美国建筑界焦点的是肯尼迪图书馆。这座建筑用了 15 年才建设完成，它给贝聿铭带来了胜利的喜悦，也让他尝到了挫败的滋味。

1964 年，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后改姓奥纳西斯[Onassis]）选中了初露头角但年轻有为的贝聿铭（他和约翰·肯尼迪的生日只相差了一个月）。贝聿铭击败了路易斯·康（Louis Kahn）、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戈登·邦沙夫特（Gordon Bunshaft）、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等名家成功竞标，说明他已不再被认为是一家地产开发商的属下，而是一名独立的优秀建筑师。

（左起）小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 Jr.）、EIE 副总裁迈克尔·奥（Michael Oh）、建筑师弗兰克·威廉姆斯（Frank Williams）、丽晶国际酒店（Regent International Hotels）主席罗伯特·H·伯恩斯（Robert H. Burns）和建筑师贝聿铭；1989 年，贝聿铭在为将于 57 街修建的新酒店（四季酒店）讲解设计方案。图片版权：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图书馆最初选址在马萨诸塞州剑桥，但由于当地居民反对，项目不得不推迟了数年。几经妥协后，新址选在了波士顿哥伦比亚角（Columbia Point），原先的设计也做了大幅简化。

在建造肯尼迪图书馆的若干年里，贝聿铭的建筑事务所迅速发展。他们设计了康奈尔大学赫伯特·约翰逊博物馆（Herbert F. Johnson Museum）等多家场馆、波士顿基督教科学中心（Christian Science Center）等大型城市广场、令贝聿铭在波士顿饱受诟病的汉考克大厦，以及后来让他受到高度评价的国家美术馆东馆。

随着这家后来雇佣了 300 人的公司规模和声望不断增长，贝聿铭似乎成了典型的纽约人。他和妻子、家人（他一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搬进了萨顿广场（Sutton Place）上的一栋住宅，正对着东河（East River），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开始热衷于收藏战后美国艺术品，家里摆放着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杜布菲（Dubuffet）和德·库宁（de Kooning）的作品。他还在纽约威斯特彻斯特郡卡托纳（Katonah）为家人设计了一栋周末度假屋，安放了一座 16 英尺（约合 4.9 米）高、由安东尼·卡洛（Anthony Caro）创作的雕塑。

贝聿铭从未淡化自己与中国的联系。他的孩子都取了中文名。获得公认为在世建筑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后，他用 10 万美元奖金为中国建筑系学生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基金。

1974 年贝聿铭第一次回到中国。他在 1980 年代设计了位于北京郊外的香山饭店（但他说这栋建筑并不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他的大儿子贝定中 2003 年去世；妻子卢爱玲 2004 年去世，享年 72 岁。他的三儿子贝礼中（又名 Sandi）、同为建筑师的次子贝建中（又名 Didi）、女儿贝莲和孙辈、曾孙辈目前仍健在。

贝聿铭 1974 年才回到中国，当时他参加了美国建筑师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组织的文化交流之旅。那次旅程中，他毫不犹豫地批评了他所看到的受苏联影响的陈腐建筑，还发表了一场演讲，敦促中国人回顾自己的传统，不要“盲目地跟风东欧设计”。

这些批评并没有吓退中国政府。他们邀请这位当时世界上最着名的华裔建筑师再次回国，设计一组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高楼酒店。贝聿铭拒绝了，他说他担心这样的建筑会破坏这座城市的面貌，于是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北京郊外一块农村土地。

1992 年，贝聿铭开始在贝氏建筑事务所与两个儿子“弟弟”贝建中与“三弟”贝礼中合作。在他们设计的作品中，以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最为著名。这一次他同意了，并设计出了北京香山饭店。设计这座庞大建筑时，他尝试把他其他建筑作品的几何现代风格和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融合在了一起。这是贝聿铭为数不多此类设计的首件作品。他承认，许多建筑师开始对重新利用历史建筑设计越来越感兴趣了。他后来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尝试，在曼哈顿设计了一座高楼酒店丽晶酒店（Regent，即现在的四季酒店），试图让人们想起战前纽约摩天大楼的浪漫风姿。

北京香山饭店的开幕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杰奎琳·欧纳西斯（Jacqueline Onassis）和美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卡特·布朗（Carter Brown）都出席了开幕典礼，前者在肯尼迪图书馆设计建造延期的那些年里与贝聿铭保持了良好的友谊。但贝聿铭后来承认，他对这座建筑很失望，它的建造和维护都很糟糕。

1982 年，贝聿铭在中国得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当时，香港中国银行的行长来到纽约，见了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贻。贝祖贻曾经营过香港中国银行，他那时早就离开了中国，住在曼哈顿。行长们此行是为了遵循中国传统礼仪，询问贝祖贻是否同意让他们邀请他儿子设计银行全新的香港总部大楼。（贝祖贻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但他没有阻止儿子接受这份工作。）

后来，这座建筑成为了贝聿铭最着名的建筑作品之一。这是一栋 70 层楼高的大楼，运用三角形和菱形设计，由玻璃和钢铁建成。

不过，贝聿铭最蜚声国际的作品还是法国一处规模较小但争议大得多的建筑。1980 年代初，喜爱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and）邀请贝聿铭翻新并扩建卢浮宫博物馆。当时这座博物馆迫切需要翻新，以便容纳大量增加的游客。贝聿铭建议在古老的拿破仑中庭（Cour Napoleon）中央搭建一座玻璃金字塔，用作博物馆的全新主入口。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国际争议，人们指责他破坏了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标性建筑。

贝聿铭辩称，他的玻璃金字塔只是一种对传统建筑形式的升级，而且他重新设计的庭院是受到了法国园林建筑是勒诺特尔（Le Notre）几何作品的影响，设计得很合理 - 换句话说，这是典型的法国风格。

2008 年贝聿铭在他位于曼哈顿萨顿广场的家中。小时候在上海时，他对一栋在建的 25 层楼酒店非常着迷。他回忆道：“我忍不住一直想去看那栋建筑。就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成为一名建筑师。”

然而，最终力排众议的不是贝聿铭的观点，而是密特朗总统的决心。玻璃金字塔于 1989 年春天向公众开放。这座完工后的建筑优雅的气度和几何精度就算不是同类建筑中的最佳，也胜过了大部分的同类建筑。

短短几年，玻璃金字塔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称赞，成为了重新焕发活力的巴黎的象征。它与肯尼迪图书馆、约翰·汉考克大厦、1980 年代贝聿铭的另一件争议作品纽约雅各布·贾维茨会议中心（Jacob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一样，不仅体现了贝聿铭的设计天赋，也体现了他的耐心和执着。

银行家之子：贝聿铭是中国着名银行家贝祖贻之子，于 1917 年 4 月 26 日在广州出生。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便带领他们全家移居香港，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担任行长一职。在他 9 岁那年，父亲又成为规模更大的上海分行的负责人。他还记得，当时自己很喜欢上海一家 25 层高的酒店。

“我老是忍不住要看那栋建筑，”他在 2007 年回忆道。“就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成为一名建筑师。” 贝聿铭在一个兼具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名门望族里长大，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去乡下老家拜祭祖先——他的父辈在那里生活了 500 多年。

1970 年，贝聿铭在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内。长大后，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攻读建筑。但因发现自己不适应大学教授的古典绘画技巧，便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1940 年，他获得了该学院的建筑学士学位。

贝聿铭毕业后，由于他的父亲考虑到当时的战局不稳以及中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建议他推迟回国发展的计划。他随后进入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深造，师从德国现代派建筑师、包豪斯学院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他发现哈佛大学里的男生特别少见——“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余都是女生，”他曾回忆道。因此，他决定要投身战争，并自愿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美国国防部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工作。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炸弹引信专家。

“他们觉得，既然你知道如何建造建筑，也就知道如何摧毁它们，”贝聿铭说道。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遇到了另一名中国留美学生卢爱玲（原名卢淑华）。后者于 1938 年来到美国，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学习艺术。和贝聿铭一样，卢爱玲也出身名门之家。1942 年她一毕业，两人就结婚了。卢爱玲开始在哈佛大学研究生设计院学习景观建筑，她的丈夫也进入了哈佛深造，并于 1946 年获得了建筑硕士学位。

贝聿铭也设计过大型的公共住房建筑，比如 1963 年建成的曼哈顿基普斯湾大楼（Kips Bay Towers）。他认为，这个由现浇混凝土建造、拥有网格立面的建筑群证明，混凝土也可以被用来建造大型的城市住宅项目。他一度在哈佛大学短暂任教，并考虑过回到中国。但后来泽肯多夫找到了他，泽肯多夫当时正在寻找一名有才华的年轻建筑师来他的公司领导新的设计团队。

从表面上看，温文尔雅的贝聿铭与粗鲁莽撞的泽肯多夫截然不同，但两人都胸怀大志，他们热爱法国葡萄酒，也都相信建筑可以改善一座城市。贝聿铭于是决定搬到纽约，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跟随他离开了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在曼哈顿比克曼区（Beekman Place）的一间公寓里住了下来。

与泽肯多夫共事的那些年为贝聿铭的建筑生涯开了个好头。很快他就把自己在哈佛教过的学生亨利·科布招入麾下，后来两人保持了长达 60 多年的关系。建筑师乌尔里希·弗兰岑（Ulrich Franzen）加入齐氏威奈公司后，也是在贝聿铭手下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家房地产公司在纽约、华盛顿、蒙特利尔、丹佛、波士顿等地都有负责大型建筑项目的建设。

然而不论威廉·泽肯多夫对贝聿铭的才华有多赏识，他仍旧是个地产开发商而已，而贝聿铭并不希望一辈子都为别人打工。于是在得到泽肯多夫首肯后，贝聿铭开始独立承接外部项目，先后设计了台湾路思义教堂、麻省理工学院的“绿楼”（Green Earth Sciences Building）等，从此他也与这位领路人渐行渐远。

被贝聿铭称为“混凝土系列”的早期作品之一：纽约大学的银塔（The Silver Towers）。1960 年，泽肯多夫的商业帝国陷入了严重财政危机，贝聿铭借势把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变成了一家独立公司。

大胆而务实：贝聿铭在泽肯多夫旗下工作期间，其早期作品以外立面形似华夫饼的混凝土建筑为主，但他很快便转而采用另一种更有雕塑感且兼具现代感的设计方式。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喜欢采用大胆、自信果敢的设计，但又在其中融入了从泽肯多夫公司习得的实用主义风格。他既参与设计商业项目，也涉足其他建筑领域，设计了许多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

克利夫兰摇滚名人堂的外观。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摇滚圣殿”为几代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与缪斯交流的机会。除了多个艺术博物馆项目之外，他还设计了音乐厅、学术建筑、医院、写字楼和许多市政建筑，比如 1977 年建成的达拉斯市政厅（Dallas City Hall）、1979 年竣工的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John F. Kennedy Library）和 1992 年完工的纽约西奈山医院古根海姆艺术馆（Guggenheim Pavilion of Mount Sinai Hospital）。

（贝聿铭及合伙人创立的建筑事务所后来更名为 I. M. Pei & Partners。1990 年，贝聿铭逐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另一家与两个儿子共同成立的公司——Pei Partnership，该公司后来改名为 Pei Cobb Freed。）

在贝聿铭受邀设计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时，他借机表达了自己的建筑理念：现代主义建筑也能够表现出庄严感、永恒感，以及传统建筑所拥有的吸引力。当该馆于 1978 年开幕时，《纽约时报》资深建筑评论家艾达·路易丝·赫克斯泰伯（Ada Louise Huxtable）称赞它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建筑，还在言辞中暗示贝聿铭不愧为当时最杰出建筑师。

其他大多数评论家也高度赞扬了贝聿铭的设计。这栋多角式建筑由玻璃和大理石打造而成，其线条清晰、棱角分明，有一个三角形的内部空间——该建筑和 1941 年约翰·罗素·波普（John Russell Popp）设计的国家美术馆西馆一样，都采用了产自田纳西州的大理石。许多评论家认为，贝聿铭已摸索出一套超越大多数看上去随意、世俗又冷漠的现代建筑的设计方式，他设计的建筑既威严、大胆，同时又充满热情，甚至还令人感到振奋。

航拍由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其外形看起来像棱角分明的竹子。然而，正当贝聿铭在华盛顿备受赞誉时，他也正在从同时代建筑师未曾经历过的至暗时刻中慢慢恢复元气，因为他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位于波士顿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的约翰·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 Tower）几乎惨败。

该建筑由他的合伙人亨利·科布设计，外立面采用了纤薄而优雅的蓝色玻璃幕墙。1973 年，就在工程接近完工时，大批玻璃相继从外墙脱落。虽然他们迅速用胶合板替换了玻璃，但在查明事故原因之前，将近有三分之一的玻璃都已脱落。该事故既让贝聿铭及其公司的专业度遭受质疑，也让他们承担了巨大的法律责任。

专家们认为，贝聿铭的设计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玻璃本身：汉考克大厦是率先使用这种新型反光双层玻璃的高层建筑之一。

贝聿铭并非是设计肯尼迪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第一人选，但当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在 1964 年到访他的办公室时，对他的博学多识和优雅举止印象深刻，因此当场选中他担任设计师。图为贝聿铭、杰奎琳·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在图书馆的一次董事及受托人会议上开怀大笑。

不过，汉考克大厦最终还是捧回了众多奖项，其中包括美国建筑师协会 25 年大奖（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25-Year Award）。但是，在大厦风波渐渐平息和被誉为 20 世纪末最美丽的摩天大楼之前，贝聿铭花了八年的时间处理法律纠纷，为此耗费了数百万美元，还更换了总共 10344 块玻璃。

这座大厦因饱受各种问题困扰，延迟了三年才得以开放。外墙上的临时胶合板窗户在不断提醒波士顿人之前发生的悲剧，而贝聿铭也因此失去了众多客户，其公司也差一点倒闭。

“玻璃公司的经济实力雄厚，汉考克也很富有，但我们的钱却不多，”他在 2007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尽管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赢得了好评，但贝聿铭为解决汉考克大厦问题及余波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中，1970 年代也成为最让他喜忧参半的十年。

虽然他说得没错——其公司不像与之对簿公堂的大公司那样拥有雄厚的资本，但他其实也拥有了大量的资源，至少对于一位建筑师而言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