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外汇投资多元化构建金砖国家金融循环

银财外汇

新闻事件：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会会刊》中发表观点，表示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后，金砖国家在博鳌峰会后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亦提出积极开展对金砖国家的资本市场合作，包括发行债券、企业上市等。多方资讯的迭加，透露出决策层在引导国家储蓄盈余、消化高企外储方面的一种新思路。

对话主角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

入选理由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外汇储备已突破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储的三分之一，周小川亦坦言外汇储备已超过了中国需要的合理水平。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表示，进一步完善中国外储投资使用渠道和方式的机制性建设尤显紧迫。不再绕道欧美投资机构，建立金砖国家间富裕资金直接沟通机制，实现金砖国家融资内循环，或是金砖国家加强金融合作的现实路径。

中国外储体制亟待调整藏汇于民投资多元化

香港商报：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在博鳌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决策层在外储管理上是否有了新思路？

贺力平：我认为，我们的官方外汇储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国内的储蓄流向国外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的官方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而经常项目顺差被认为是一国在一定时期中储蓄超过国内投资的差额。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汇储备本身表示的是国内资金对外流动，实际上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有了。现在要谈论的，并不是单纯地说要把国内的资金投到国外去，而是要对外汇储备已经形成的对外投资进行方式上的调整。你提到的金砖五国的公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最近的讲话，都代表着一种精神，就是要对中国现行的外汇储备的使用以及中国外汇市场的体制进行调整。我想应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香港商报：这种调整的思路应朝哪个方向操作？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路线图？

贺力平：调整思路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在经贸活动中促使中国对外贸易趋于平衡，减少经常帐户的顺差，这个早几年就提出来了。调整的作用就在于放缓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包括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必要调整，因为人民币汇率也是影响中国经常帐户收支平衡的一个因素。第二，对已经形成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非官方的形式来分化一部分，比如2006年中国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投」），被认为是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它的作用是把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通过政府发债的方式购买，就从外汇储备中转移出来了。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从中央银行到财政部门，还是有很强的官方色彩。我们还需要一些类似「中投」的机构，但这些机构不一定是政府办的，也可能是民间办的，这样一来我们外汇储备的总量就可以减少一些。第三，要鼓励国内企业，包括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让他们更多参与中国的外汇购买。在外汇储备形成环节上，他们有更多外汇需求，他们购买外汇用于对外投资，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中央银行要花本币在本国外汇市场上购买外汇的压力。

外汇宝

政府民间合力推动市场与监管制度建设并行

香港商报：金砖国家在加强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前景如何？赵锡军：这需要政府的推动，民间的金融机构共同的推动，推动力度的大小就决定了将来的前景。

贺力平：资本市场主要面向的是非官方的企业，我们刚才所说的合作，主要还是政府机构之间的，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可以同时推进。

香港商报：未来中国的国际板是否会更多考虑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

赵锡军：当然，上海、深圳资本市场会吸收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前来挂牌、上市，但我们更多的是吸收规模比较大的、全球著名的企业前来上市，目前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香港商报：金融危机后，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定价权和语权逐步增大，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但新兴经济体亦存在市场过热，通胀上升等问题，那么投资新兴市场会不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赵锡军：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从投资和融资的角度来讲，有很多风险是需要辨别、估算和防范的，伦敦、纽约的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成气候，除了有资金往来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能提供专业性的金融服务，能够对国家项目的风险作出专业性评估，让大家去买他的产品。这些机构提供的专业性服务远比新兴市场的要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投资者愿意到纽约市场投资，而很少有欧美投资者跑到上海来投资的原因所在。

香港商报：金砖国家间金融合作有哪些现实的障碍、困难？

赵锡军：主要会面临与伦敦、法兰克福等老牌金融市场的竞争，因为分散了它们的市场，包括合作的基础，市场制度的建立，用户网络的建立，人才、专业服务的建立等等，这些也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香港商报：中国仍存在资本账户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要加大民间投资海外，是否需要更多金融制度的创新，需要相关制度、法律、规则配套？贺力平：是的，现在一步一步在朝着这个方向做，要放开个人、企业、机构对外投资的权限。在资本项目管制方面一定要有松动。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前提是我们有较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以及较稳定的经济环境。

外汇宝

绕开欧美实现融资内循环

香港商报：有观点认为，《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是周小川「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具体实施。这种思路是不是相对过去有了大的调整和转向？

赵锡军：实际上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1997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这种思路。就是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当时主要是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自己本身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间需要大量资金，同时这些国家又有大量的资金流出境外，在欧美市场上运作，出现了一个高成本的循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跑到美欧的市场上面，由美欧的金融机构来运行，然后又投回到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结果被美欧的金融机构挣了一笔钱。于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士提出，要加强新兴市场本身融资能力、金融市场环境的建设，加强在资本市场方面和监管方面的合作。为此东亚地区还建立了亚洲债券市场，意图透过亚洲国家内部的运行来为自己的发展提供资金。到目前为止，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已经进入到第二期，尽管规模还比较小，但是作为起步来讲，势头还是不错的。这次实际上大家看到，由于美国出现了次按危机演变而成的金融危机，这一问题对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迫切性更强了一些。因为如果把这些资金都投到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让欧美金融机构去运作，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问题。如雷曼兄弟的破产便给亚洲市场的投资者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绕开这些市场的机构，把外部循环变成内部循环，透过资内部的市场机构来完成这种资金的需求，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

勿再绕道欧美投资机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一个老话题。只不过把亚洲债券市场这种思路进一步拓展。毕竟亚洲债券市场只在亚洲国家之间，现在要引入各新兴市场，这些国家发展经济都需要资金，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储蓄率又在不断提高，出现很多富裕资金。怎样建立起把这些富裕资金和资金需求直接沟通的机制或渠道，这确实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间加强资本、债券合作就成为一个迫切的、更大的需求。

香港商报：面对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这种迫切的需求，中国在对外投资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转变？

赵锡军：是的，我们现在资本输出不是直接输出，是把我们的钱投到美国欧洲，然后再由美欧金融机构投到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海外的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但大部分在美欧市场。光美国国债就超过了一万亿美元，这也是一种输出。所以我们并不是要改变过往资本输出的情况和规模，这种规模还在加大，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市场和机制来完成这种输出。具体地说，就是尽可能地不再借道美国、欧洲的机构和市场来完成输出。

外汇宝

亚洲合作模式可延伸至金砖国

香港商报：说到金砖国家具体的金融合作方式，是由国家建投资银行，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或者直接用外汇来投资新兴市场？还是藏汇于民，以民间投资的方式到海外投资？

贺力平：要在金砖国家之间，也包括东南经济体之间，甚至包括其他很多国家之间，要增加官方机构，即中央银行与中央银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往来合作。中国可以使用自己的外汇储备去购买有关国家政府的债券，也欢迎有关国家购买中国政府的债券，通过政府往来，可以使用我们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现在东亚有一个「10+3」的框架，也就是东盟加上中、日、韩，这三个经济体已经达成「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共识，就是把货币互换，把政府机构之间资金的往来，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这被视为「10+3」朝着建立共同的储备库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我认为这个事情也可以推广到金砖国家之间。

香港商报：中国天量的外汇储备能否透过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得到消化、疏解？

赵锡军：我们自己都可以消化，甚至可以帮助别的国家一起消化，但前提是你有这个能力。如果上海、香港都变成了华尔街，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体系，类似于伦敦、华尔街那样能大量地在全球范围内吸收、消化和进行投资、管理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单独建立这种机制，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来做这件事。一种可行的思路是通过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当然，债券融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他还有其他融资方式，如基金、股票市场，银行借贷，银团贷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