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创业孵化器之惑：关系倒挂创业者都去哪了？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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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短短几年时间内，“双创”“孵化器”这些原本陌生的词汇，逐渐成为媒体的高频词。在全国范围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国家对“双创”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到创业当中。与之相伴的现象，是各类创业孵化器，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内呈爆发式增长。然而，与创业氛围依旧浓厚的势头相反，创业孵化器领域却繁荣不再。短短两年间，私营创业孵化器从群雄并起，遍地开花，迅速进入到行业“严冬”。2016年伊始，有媒体甚至认为，今年的孵化器行业将进入大洗牌阶段，或是最困难的一年。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与创业直接相关的孵化器行业突然遇冷，实际上显示出，那些传统行业中的弊端，如企业之间的盲目效仿、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等，正在降低创业创新的效率，成为行业发展热潮中的潜在暗流。

泡沫：尽管入行的时间只有四年，但“佰仟万”孵化器总经理杨川，已经属于广东较早一批运营私人孵化器的行业先行者。近几年来，创业孵化器行业在中国的潮起潮落，杨川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就已经存在“创业孵化器”。1987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但由于这类企业运营成本大，孵化器一直以政府经营为主，直到近几年来，进入孵化器行业的私人资本才开始愈来愈多。杨川从2012年起开始从事私营孵化器运营，此后他还被委托管理一些政府部门开设的孵化器。

2014年是全国孵化器数量开始激增的时间节点。这一年，随着鼓励创业创新的政策和讲话不断出台，具有良好政治嗅觉的资本开始闻风而动，于是对创业孵化器的投入进入大幅增加阶段。杨川所在的城市广州，在国内以“务实”而出名，但即便在这座城市，2014年初开始，孵化器也开始大面积流行。

在此之前，广州的孵化器数量并不算多。2003年，广州市孵化器数量11家，在孵企业526家；2011年，孵化器数量达到43家，在孵企业3881家。8年时间增长了32家。而到了2014年，广州市孵化器数量达到85家，在孵企业5344家，3年时间就增长了41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6家，省级孵化器8家，市级孵化器21家。

2014年之前，杨川直接管理的几个孵化基地，每周都会举行珠三角的创业者交流培训活动，几乎每场活动都爆满。但这一景象只持续到2014年上半年。2014年中，由于创业孵化器数量突然激增，各类型的创业活动也随之增加。到了2015年，网络上曾有人统计，仅在广州，最高峰的时期，每个周末的创业活动就能达到一百多场。但进入孵化器的创业者数量远远跟不上孵化器的增速，这导致很多活动的参与人数寥寥无几，“两位数都不到”的活动经常可见。“为了掩饰，大家美其名曰做精品活动，无需人多，重点是效果。”杨川在其公众号上如是写道。因为对行业的了解，杨川在这次孵化器泡沫甫一出现时，便已经警觉，果断停止举办各类活动。

据统计，2015年全国新登记企业每天超过1.2万户，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登记企业24万户，同比增长63.9%。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各类众创空间2300多个，各类科技孵化器超过2500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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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倒挂：孵化器的数量增多，创业者与孵化器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关系倒挂。2014年下半年开始，杨川接触的很多创业者变得“一点都不踏实了”。创业者开始会向孵化器运营方提出入驻条件和要求。一些创业者会要求孵化器帮自己拿到天使投资，还有一些创业团队则是专门为政策补贴而成立，他们要求孵化器帮忙申请各类补贴。“为什么孵化器企业会这么‘宠爱’创业者?因为大家都需要收集项目的渠道，为了这个渠道，大家就会用优惠条件来吸引这些人。”杨川写道。

在孵化器行业激烈的竞争下，越来越多的孵化器推出低租甚至免租的办公室来吸引创业者。赖志达所在的私营连锁孵化器“创客街”，由于董事长莫嵘做房地产起家，运营依靠物理空间的孵化器有着天然优势，因此“创客街”的模式与杨川代为管理的一些政府孵化器相似，能够免费提供给创业者联合办公的环境，每月只收取少量的水电杂费。“免场租这种模式可以走得通，但必须有其他核心价值的帮扶才能真正实现，不然亏损是必然的。”杨川写道。

创业孵化器的主要盈利模式是依靠股权投资。但通过这一方式，资本回报的周期较长，很多近一两年扎堆成立的孵化器，并不像“创客街”这么幸运。用杨川的话，在这场比拼现金的游戏中，很多私人孵化器根本等不到三五年后。杨川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6年，孵化器行业会进入大洗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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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还在：尽管截至2015年底，全国的各类科技孵化器还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早在2015年的下半年，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红极一时的孵化器并没有想象中美好。2015年上半年，广州一个周末甚至能举办100多场创业活动，但下半年就很搞笑，大家就像集体熄火一样，突然都不办了。”杨川回忆。

与美国硅谷等更为成熟的创业市场相比，国内的创业者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市场培养，还未形成“创业从孵化器开始起步”的意识，对孵化器的认识也相对不成熟。赖志达所了解的广州孵化器行业，平均入驻率远不到七成。而在创业氛围更为浓厚的深圳，近日颇受关注的“地库”孵化器，已经在泡沫中倒闭。“‘地库’创立4个月，烧了100多万元，现在沦于只能等待外人来结束‘地库’的生命……”春节前，地库创始人杨炳龙在朋友圈发出了这则令人伤感的公告，寻找接手方。在最高峰时期，地库的入驻率也不到一半，这直接导致了它的入不敷出。

在这样的环境下，扎堆创立的创业孵化器行业很快进入了“严冬”。“大家就像跟风一样，这里面有很多泡沫。很多众创空间实际上是在苟延残喘，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没有深入了解，或者没有很好的模式，那你很快就会死掉。”赖志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州现在较为活跃的孵化器应该不超过20家，其他的即便还没有死，也已经没什么精力跟你去竞争了。”

“2016将是私人孵化器最困难的一年，会有很多孵化器出现经营问题而关闭，同样也会出现兼并。”杨川在其微信公众号上总结。从行业发展甚至是生存的需求出发，私人孵化器的转型或重新定位已迫在眉睫。在创业氛围浓烈的深圳，大型的孵化器、孵化基地逐渐变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轻巧的众创空间。而近日颇受关注的《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就提出促进众创空间专业化发展，强调“重点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药卫生、文化创意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一批众创空间”。

“机会还在，只是它不属于每个人。”赖志达在分享了《意见》的链接后，如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