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能够延续一生的爱情，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

蜕变的蝴蝶

我们已不再企盼激情一生不变，但有些夫妻却能将爱情进行到底。他们的秘诀是什么？Aaron Ben-Zeev是一名哲学教授，原以色列海法大学校长。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是 2008 年与 Ruhama Goussinsky 合著的《以爱之名》（In the Name of Love）。

年少时，我被浪漫悲剧深深吸引，比如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6）以及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1968）。这些小说发人深思，告诫人们激情消退、真爱逝去后的生活将会怎样。比如爱玛·包法利的陨落：她几度偷情，试图以此摆脱平庸无味的生活，但却落得被情人抛弃而且负债累累的下场，最终只好服毒自尽。和她一样，米海尔的妻子汉娜·戈嫩也曾满怀着激情和梦想，然而却因为嫁给了一个务实无趣的男人而受到压抑。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婚姻变得痛苦抑郁，她的梦想连同她的理智被碾压得粉粹。

爱玛和汉娜是一个神话、一个危险的浪漫思想的受害者。这种思想仍铭记在各种仪式和歌曲里：爱可以克服一切障碍（任山再高不可阻挡）；爱是永恒的（至死不分离）。这令人心动的浪漫思想假定真爱独一无二，两人终将合而为一。心灵伴侣只此一人，恋人属于一个整体，对方是世间一切都无法替代的。（千万人擦肩而过，我却视而不见，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理想的爱情是全心全意、坚定不移、无条件的。无论二人世界之外发生了什么，真爱永不褪色。

尽管浪漫思想仍有其诱惑力，但相信爱情天长地久的人如今已经不多。其中一种反对观点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伟大的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著作中的思想：情感是人们感知到所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时的产物。变化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炽热的爱情也必将褪色。

同样，多项研究一致表明，性欲和强烈的浪漫爱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大减弱。研究结果显示，情侣之间的性行为频率呈稳步下降趋势，新婚一年后减少到头一个月的一半，此后继续缓慢下降，在生儿育女之后尤为如此。这一下降趋势同样出现在未婚同居的异性情侣以及同性情侣身上。因此许多学者声称，持久强烈的爱情是不常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几乎都会演变成吸引力较低、性欲较弱的伴侣式爱情。爱是一种权衡，人们普遍认为：我们要么可以拥有轰轰烈烈的短暂爱情，要么可以懂得知足、细水长流。绝望的爱玛和汉娜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因为没有人能够两全其美。

或者她们能做到？新的研究表明，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可能有误，结婚多年的情侣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深爱着彼此。2012 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心理学家丹尼尔·奥利里（Daniel O’Leary）及其小组询问了研究对象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有多爱你的另一半？”他们在全国各地调查了 274 名结婚十多年的被试者，发现约 40% 的人表示“非常强烈的爱”（位于七点量表的第七位）。奥利里小组对纽约人也做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发现 322 名结婚多年的被试者中，29% 的人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在 2011 年的另一项全国性研究中，交友网站 Match.com 发现，5200 名美国人中 18% 的人说他们拥有持续了十多年的浪漫爱情。

神经科学研究显示了这些结果背后的可能机制。在 2012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石溪分校心理学家比安卡·阿塞维多（Bianca Acevedo）及其同事对自称处在热恋中的 10 名女性和 7 名男性做了调查，他们的平均婚龄为 21 年。研究人员向被试展示他们另一半的面部图像，同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扫描他们的大脑。扫描结果显示，他们大脑主要的奖励中枢被明显激活，这一表现与刚恋爱的人很像，但与伴侣式情侣却大不相同。

蜕变的蝴蝶

严守文化条框和社会规范的同时实现浪漫理想确实充满了艰难困苦，可人生在世谁会甘愿随波逐流呢？不得不承认，这些研究发现把我都搞糊涂了。我们真的是浪漫思想的受害者吗？我们应该停止追求真爱？还是坚持等待灵魂伴侣的出现？在现代社会，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毕竟，严守文化条框和社会规范的同时实现浪漫理想确实充满了艰难困苦，可人生在世谁会甘愿随波逐流呢？

我还是选择支持爱玛和汉娜。我愿意相信浪漫思想，接受它“真爱永恒”的核心假设。尽管这可能会被视为刻奇文化的陈词滥调，但它实际上是背离许多心理学研究和大众共识的激进思想。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就不得不调和支持斯宾诺莎观点的石溪分校研究和我的研究，看看情感到底要不要求改变。我想我可以通过区分浅薄的浪漫体验和深刻的爱情来达到这个目的——前者以性吸引力最为重要，后者则以共同体验和个人成长为推动力。我推断，两种形式的爱都很热烈，但只有一种能够长存。

首先，我对比了激烈的情绪（如愤怒）和弥散的情绪（如悲伤）。弥散情绪不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某种激烈情绪，它还会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一阵愤怒可能会持续几分钟或者更长，但失去爱人后的悲痛却久久挥之不去，渲染了我们的心境、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同样，在爱情领域我们也可以区分两种现象：浪漫的强度和浪漫的深度。前者表示激烈情绪的瞬间值。后者则体现为强烈的爱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而急促地发生，并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共鸣，有助于个体的成长和兴旺。

但是浪漫的深度不仅在于持续时间，它还牵扯到复杂性。拿音乐来打个比方。1987 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心理学家威廉·盖弗（William Gaver）和乔治·曼德勒（George Mandler）发现，人们越是经常听一种音乐，就越发喜爱它，一直达到某个转折点。太过熟悉容易产生厌倦，简单的曲调尤其如此。越是复杂的音乐，感觉无聊的可能性就越小。

和音乐一样，爱情也是如此。恋人的复杂程度是决定爱情是否历久弥坚的一个重要因素：简单的心理对象可能曝光较少，复杂的对象则可能曝光较多。复杂的心理个性更可能激发恋人深刻的浪漫爱情，而即使是最强烈的性欲也会渐渐变淡。性欲会因变化和新奇被提振，因熟悉被稀释。如果对方以及恋情本身是多方面、复杂的，浪漫的深度便会随着熟悉度的增加而加深。

小说家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在其 1971 年出版的著作《天钧》（The Lathe of Heaven）中写道：“爱情不是像石头一样静静地呆在那里，而是像面包一样必须由人不停地制造、再制造，让它时刻新鲜。”事实上，爱情之所以深远正是在于我们与恋人分享着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大量共同的活动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可以塑造我们的人格。浅薄的活动则只能在表面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来得更直接，但范围有限。

浪漫深度和浪漫强度的区别可以联系到亚里士多德对实现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即实现个人潜能）和享乐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即沉浸在稍纵即逝的快感之中）的区分。2004 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理学家卡罗尔·莱福（Carol Ryff）整理了多项研究，总结了实现幸福感与心血管、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健康的生物标记物，以及疾病抵抗力和恢复力之间的关系。她发现，实验室中，实现幸福感与较低水平的唾液皮质醇（压力大的一个标志）、较低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可造成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较长时间的快速眼动睡眠（关系到深度休息和梦境）有关。同时，对于体会到实现幸福感的个体，与阿尔茨海默氏病、骨质疏松症和关节炎相关的生物标记物水平也较低。

蜕变的蝴蝶

浅薄活动，如随意性行为、闲聊、看电视，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即使它们对我们的长远成长用处不大：作为实现幸福感的动力之一，深刻的爱情起到了很大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人类成长不是感觉到浅薄快感的暂时状态，而是指在人生轨迹上实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浅薄活动，如随意性行为、闲聊、看电视，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即使它们对我们的长远成长用处不大，如果过量甚至还可能带来危害。另一方面，深刻的爱情和幸福感要求最佳的运作状态，使必要能力和内在活动在一段持续时期内保持系统化。这就是稍纵即逝的快感和持久的珍爱之间的差异。只要伴侣一直在成长，激情至少停留在中等强度，深刻的爱情就能经久不衰。浪漫的深度可以抵消时间对其强度的磨损。

然而，深刻的爱情也可能一去不返。爱人可能改变，境遇可能左右情怀，化学吸引可能消散得过多而无法令激情永存。为掌握风险的计算，我们可以先回头看一些基本的爱情数学，其中心在于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或“评估方式”是性吸引力，第二个是“值得称赞度”（praiseworthiness），即对幽默感、诚实、创造力等对方身上令人欣赏的特质等个人特征的积极评价。浪漫爱情一方面要有性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有情谊。这些要求是爱情的底线，没有它们就根本谈不上爱情。

美丽迷人的女子可能希望别人不只爱她的容貌，还爱她的一举一动和个人特质。平凡女子则可能相反，她希望爱人能像看中她的善良或智慧一样珍视她的外表。如果爱人对她说：“你长得太丑，我对你没性趣，但是你的聪颖足以弥补一切。”她会非常生气。叶芝 1933 年的诗作《致安妮·格雷戈里》（For Anne Gregory）中的女子就希望有人不是因为那头金发爱上她，而是因为她这个人才爱上她。一位老者对她说：“亲爱的，只有上帝，／会只因你而爱你／而不是因为你这头金发。”

浪漫爱情的这两种评估方式不是相互独立的：对伴侣特征的积极评价受到吸引力的极大影响。哈佛医学院认知学家南希·埃特科夫（Nancy Etcoff）在她 1999 年的著作《美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Prettiest）中清楚表明，吸引力大大影响了对个人智力、社交能力和道德的评价。这就是“吸引力光环”：面对漂亮的人，你会觉得她在其他方面也很出色。因此，长相出众的人更容易通过面试，并且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如果爱人更看重智慧和社会地位等值得称赞的特质，则情况正好相反。此时，富有、出名或强大将唤起更强烈的性欲。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人在各个方面的分数也会变化。短期而言，吸引力权重更大，但再往后发展，值得称赞度的重要性将逐渐赶超上来。不论何时，两方面任意一个得分不够都将带来不满，我把这种感觉称为“浪漫的妥协”。

即使在爱已很深时，如果感觉自己做出了太多妥协，也会诱使我们去追求新的东西。美剧《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中，有人问主人公艾丽西娅·弗洛里克（Alicia Florrick）是如何让爱情保鲜的。她答道：“我想这不只关乎于心。有时候心也需要引导。”有幸拥有最深刻爱情的夫妻从不、至少几乎不需要引导他们的心。他们可以自由地追随相爱的心意，因为他们已经将心径直朝向了那段他们无论怎样都想维护下去的感情。可我们其余人却是在通过妥协维持和爱人的关系。我们放弃了浪漫价值，如浪漫的自由、强烈而有激情的爱，以此来换取非浪漫价值，如生活舒适、不用为钱发愁。然而，吸引力和值得称赞度的总分减少得越多，妥协就越大，我们也就越向往当初没有选择的那条路——追求浪漫的自由，或爱上另一个人。

蜕变的蝴蝶

妥协就越大，我们就越向往当初没有选择的那条路——追求浪漫的自由，或爱上另一个人：浪漫的妥协给永恒的爱制造了两大障碍。其一是接受爱人不好的方面，比如魅力不足或不够聪明。这是每一种妥协都包含的部分，往往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人无完人，我们也没有多少办法。其二是放弃寻找更好伴侣的机会。这往往更难抗拒，因为这更多地在我们控制之中。考虑到现代社会诱人的选择越来越多[借梅·韦斯特（Mae West）之言：“男人那么多，时间那么少”]，浪漫的妥协以及进而不满足于自身命运的问题愈发严重，甚至成为实现或维持深刻爱情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2012 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贾斯汀·拉夫纳（Justin Lavner）及其同事研究了报告婚前出现“胆怯”（表明妥协）的女性。有婚前疑虑的女性离婚次数比没有婚前疑虑的女性多 2.5 倍，而没有离婚的也更多地表示婚姻生活并不如意。我们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疑虑就总是拒绝结婚，因为绝对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还应考虑它的性质和程度：在恋情刚开始时，疑虑主要围绕着浪漫的强度、吸引力和性欲。过了几年，妥协的重点转移到善良、智慧等有助于我们兴旺的品质上。对后者的忧虑更值得关注，因为不能彼此互助的情侣会禁不住从外界寻求满足。

爱情的道路常常是崎岖坎坷的。每一次起程之后，激情总会被一点点消磨。浪漫思想最绚丽、最险恶的期盼即恋人必将融为一体。然而即使相爱之人没有妥协，即使他们都有所成长，两人的恋情也会被这一完全错误的观念击得粉碎。这一观念的一部分来自柏拉图，他将爱情描绘为寻找我们失去的另一半的过程。然而这种连体婴儿式的爱情观意味着个人自由及自我的丧失，而这两个要点是让深刻爱情得以繁荣所不可缺少的。

蜕变的蝴蝶

爱不是把对方占为己有，爱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点点滴滴。爱是对话式的：在即将出版的《你我之间》（Zwischen Ich und Du）一书中，巴塞尔大学哲学家安洁莉卡·克雷布斯（Angelika Krebs）延续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923 年的著作《我和你》（I and Thou）中的观点，颇有说服力地指出，爱不是把对方占为己有，爱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点点滴滴。爱是对话式的。在情感和实际生活中什么对成长重要这一问题上，彼此会达成默契。

这种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营造出好处多多的和谐氛围，不仅有助于个体成长，更会促进其向上攀升。恋人可能会发展出对音乐或戏剧的相似喜好，甚至着衣风格也渐渐相同。这种恋人常常表示他们经常不谋而合，或者对方还没开口就知道要说什么。但即便如此，两个人也不会融合，他们这是在共享。深刻爱情带来的满足不是占有，而是成长。恋人不是你个体的延伸，而是你的伙伴，和你一起不断丰满地生活。

文学作品中，列夫·托尔斯泰 1877 年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为此指明了方向。对渥伦斯基的爱恋让安娜痛苦万分、受尽折磨，最终卧轨自杀。作为对比，列文和吉提的恋情终得善果。列文情感的深刻性和开放性不同寻常，他相信“世间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予他生活的全部光明和意义。那就是她——吉提。”尽管如此，他们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吉提一开始拒绝了列文，她要等另一个情人。吉提和列文终于走到一起后，他们也会争吵。这里要传达的讯息很清楚：即使爱情赢得胜利，在小说亦或生活里，它也总是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地带。要想取胜，相爱之人要诚实而富有同情心，但又需尊重个人，永远不去想主宰对方。他们复杂的爱情既深刻又开放，他们共同的生活和激情使双方都得以成长。

尽管近年来讥讽之言沸沸扬扬，还是阻挡不了深刻的浪漫爱情展翅高飞。想要深刻的爱情，不必要求爱人出类拔萃，两人相处融洽即可。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激情会因深度而非强度被激发。如此一来，爱情也便地久天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