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27岁时提出：国企里不可能有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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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财苏州：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其中“企业家和所有制”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也是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1986年，27岁的张维迎提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分5点说明国有企业里不可能有企业家。时至今日，这一观点越发显示其理论洞察力。这一观点说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仍应该是产权改革。

本文是《企业家与所有制》的第二部分，完稿于1986年11月13日，全文刊载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内部刊物《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1986年第30期。

摘要：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

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厂长代表谁”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经营者代表财产所有制，对所有者负责，这是作为一个职业经营者的起码要求。如果企业属于经营者本人所有，经营者就代表自己，对自己负责；如果企业属于股东所有，经营者就代表股东，对股东负责；如果企业属于国家，经营者就得代表国家，对国家负责。在第一种情况下，不存在什么“不负责任”的可能性，因为“自己总会关心自己”，这是一个理性人的基本行为规则。但在后两种情况下，却蕴藏着某种“不负责任”的可能性。要保证一个人对他人的财产负责，就必须有一个“保证手段”。我已经指出，在股份企业下，这个“保证手段”就是董事会对经营者的指派、监督、控制，以及股票市场。所以，在股份制下，经营者“不负责任”的可能性一般不会变成现实性。那么，在国家所有制下，这个“保证手段”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国家对经营者的指派、监督、控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监督和控制是作为企业财产所有者行使的权力，它不同于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行使的监督和控制）。但是，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它由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所组成，它对经营者的指派、监督、控制只能通过某个主管部门来行使。所以说，经营者对国家负责，也就是对主管部门负责；在国家所有制下，政企不可能真正分开。假使硬要政企分开，取消主管部门，由谁来行使所有权职能呢？如果没有行使所有权的机关，所谓经营者对国家负责，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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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

政府部门的职能由政府官员来行使，但政府官员本身并不是财产的所有者，真正的所有者是“社会”。作为所有者的“社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绝不像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那样明确，其间的脆弱性比政府官员与经营者之间的脆弱性还要大千万倍，而其 “保证手段”更属虚无缥缈。所以，政府官员根本不可能像股东或董事那样行事，从而既不可能保证他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也不可能保证他对经营者的制约是所有权式的。

在国有制下，企业领导人的经营业绩最终只能由政府官员来评价，正如在股份制下，经理的经营业绩要由股东来评价一样。由于政府官员既不承担经营风险，也不占有经营收入，企业的经营业绩也不是他们“事业心”的体现，所以根本无法保证他们对经营者的评价是“公正”的，谁也无法阻止他们重用“庸才”，打击人才。公正的评价没有了，仅靠经营者的“事业心”又有什么用呢？谁能保证一个事业心很强的经理不被他的上司赶下台呢？

3、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

在近几年的改革过程中，经营者行为短期化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理论界提出的解决行为短期化方案大多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本思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许要数 “资产经营责任制”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基本设想是，在不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把经营者的利益（包括货币收入、名誉地位）与企业资产价值的变化联系起来，以促使经营者关心资本积累。如果任期内资产增值了，就对经营者奖赏；如果任期内资产贬值了，就对经营者实行制裁。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困难就是资产价值的确定（或评估）。资产价值是企业未来若干时期利润收入的贴现值，而不是过去若干年利润的推算值。资产价值不仅包括有形资本的价值，而且包括无形资本的价值（如商誉）。由于中国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根源在于所有制），所以评估资产价值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还要指出，在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对经营者来说，由于政府官员始终是作为他们的“上级”发号施令，他们的命运也掌握在官员手中，这就形成了他们对政府官员的依附感，所以他们很难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他们看来，经营企业不过是走入仕途的一个阶梯而已；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想步入政界对原来的同伴发号施令，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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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

经营者的行为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硬度有密切关系，在软预算企业，经营者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行为。这一点已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充分证明。我们认为，企业预算软化的根源在于国家所有制本身，在于没有真正承担财产风险的主体。所谓破产，就是破所有者的产。在国家所有制下，充其量只能出现“关、停、并、转”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没有人因为破产而遭受财产损失，破产又有多大意义呢？

5、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

职工要求多分，厂长顶不住，由此导致职工收入的不合理增长，这是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根本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求经营者对经营后果负责，像企业家那样行事，这就要求确立经营者的主权地位。经营者首先必须把职工当作一种生产要素看待，必须享有决定职工工资收入和解雇职工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既然是国有企业，就不能不承认职工是企业的真正“主人”；既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经营者的权力就必须处于职工权力的制约之下，经营者就不可能享有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独断指挥权，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工人，不可能制止职工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要求，甚至无法制止职工同自己“攀比”。

综上所述，我认为，只要不改革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制本身，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政企分开，不可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所有权约束，不可能使经营者真正关心资产价值，具有长期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预算约束软化问题，不可能真正理顺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从而不可能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令我们遗憾的是，不少热衷于鼓吹“企业家阶层论”的人士，恰恰把企业家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所有权忽视了。看来，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实在值得深入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