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张五常最新演讲：特朗普是做生意的，他的经济观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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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17 年 2 月 25 日），81 岁的着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山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从中国先拔头筹看天下大势》的演讲。演讲中张五常谈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现今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形势，张五常认为，从金钱量度的角度看，中国消费者盈余要追上美国还遥遥无期，但中国的文化构成了自己的“伊甸园”，他还以深圳的崛起和局限为例，指出文化和知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关键。

对于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张五常指出，其要以做生意的手法来处理国际经济是不对的。演讲中，张五常还提到，目前他最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币值问题，人民币推出国际必遇竞争对手。

世界局限的大转变：这次讲话我要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说起。当时波斯湾之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看来将会有大变。好友科斯刚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的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在宴会上替代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那瑞典之行我遇到弗里德曼夫妇，是深交，几天的时间大家日夕与共，无所不谈。我对弗老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了，看来整个地球将会增加约二十亿的贫困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世界将会出现大变，富裕的国家不作出适当的调整，可能会遇到麻烦。”

弗老的回应，是经济学有一个比较优势定律，廉价劳力大幅增加当然对富裕的国家有好处，用不着经济学者操心。理论是这样说，但我指出先进之邦有工会的问题，有最低工资与福利制度的局限，要获取比较优势定律带来的利益，需要的调校不会是那么容易。弗老当时不相信这调校会是困难的。事实上，在此之后的十多年，弗老的好友格林斯潘几次提到，中国的廉价物品进口有助于美国压低通胀，为中国说了不少好话。这跟今天特朗普总统说的是两回事了。

一九九一年到今天是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回头看，虽然越南、印度等地的经济是有了起色，但整体来说，整个地球的贫困之邦只有中国可以算得上是走出了一个贫困的局面。尽管2008年中国引进的新劳动合同法对经济为祸不浅，但炎黄子孙买起先进之邦的楼房之价是事实，而炎黄子孙所到之处，商店的售货员纷纷学几句中语也是事实。今天的中国不仅变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十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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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究竟有多大？近两年，西方喜欢称中国为地球上的第二大经济。怎样算法我没有考究，但以金钱量度这方面看，他们的看法可能不对。大略地看，中国的楼房价格比美国的约高出一倍，而且到处的大厦林立远比美国的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约美国的四倍，没有种族歧视，而生产力不弱。在这些之上还要加上中国的基础建设——公路、高铁等设施——已达一等。报道说今天的中国，每年在国际上的发明专利注册数量冠于地球。

从人均的金钱收入衡量，中国还远逊于美国。我曾经指出，人均的金钱收入，以消费者平价算，中国要追上美国遥遥无期。不是不可能，小小的新加坡的人均金钱收入逾美元六万，高于美国。然而，就算中国能跳升到这个水平，恐怕从实质的收入看中国还有好一段路要走。这是因为比起中国，美国是远为近于《圣经》说的伊甸园。美国地大人少，风景优美，在生活的享受上市民的消费者盈余比中国的为高。

例如在美国的次级城市，一间拥有无敌海景的花园房子只约美元五十万，同样水平的在中国之价要高出十多倍。伊甸园什么都有，享之不尽，但没有市值，所以亚当与夏娃没有一分钱，从我们的世俗看是穷光蛋！这是说，就算以金钱计算的人均收入中国能追上美国，但算进伊甸园那种消费者盈余中国还输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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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己的伊甸园：从另一个乐观角度看，中国也有一个美国没有的伊甸园，只是少人注意罢了。这是中国的古老文化，大可享受。拿着一件出土的古文物在手，我可以自我陶醉一个晚上，不一定比无敌海景差。问题是欣赏无敌海景不需要学过，但要欣赏中国的文化可不是肤浅的学问。

数千年经过无数天才发展而遗留下的中国文化说不得笑。这些年我欣赏北京的朋友重视自己的文化。据说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今天的中国有几千间。但我认为他们处理得不好。政府禁止出土文物在内地出售，这使精美的战国金属器皿纷纷在外地的拍卖行出现。我因而建议要让内地的市场挽留这些文物。

另一方面，不亲自收藏，中国的文物——不管是出土还是不出土——不容易学得懂。不需要多少钱，我自己从地摊货的真真假假学得很多。没有疑问，中国的文物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伊甸园，只要博物馆办得好，有可靠的专家指导，展品有故事可说，这个文化伊甸园不亚于无敌海景。

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一个重要话题。伊甸园的享受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主要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场，不能算进以市价量度的财富那边去。这样看，美国的地价低，中国的地价高，尽管美国的人均享受远高于中国，要拿出钞票在国际上挥洒一下，他们却又斗不过炎黄子孙。这是习先生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构思的先决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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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引进是第一关键：不管怎样衡量，今天回顾，自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弗里德曼畅论世界经济，距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贫困之邦能杀出重围的虽然不只一个中国，但说中国先拔头筹却无可置疑。我更要指出从一九九三到二〇〇七这十四个年头，在好些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是人类历史仅见。朱镕基先生的贡献我欣赏，但经济持续地飙升十多年不可能是一个或一小撮人的功劳。朱总理当年主导的市场合约自由与其他政策当然不可或缺，但还是不足以解释我们见到的现象。

最近我想到两个解释中国现象的关键，皆源于与弗老之会的内容再想。其一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回事，理论无疑对，但引进沙石这定律的运作不同。大概而言，地球上的资源只有三类。其一是土地（包括地下的矿物），其二是劳力，其三是知识。土地不能移动——不动产是也——其增减对经济当然有影响，而农产品或矿物的进出口，如果没有政府管制，会影响他邦的经济。劳动人口可以走动，但国际之间不容易，而通过国际贸易虽然会带来比较优势定律所说的效果，但国际上的劳工法例、最低工资、工会运作等沙石可以大幅地削弱比较优势定律的运作。

只有第三种资源——知识——在国际间是自由流动的：绝大部分的知识没有专利保护，就是有也只保十多年，而商业秘密会跟着外资的引进而进，一旦外泄基本上无法收回。我认为中国能先拔头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开放改革后外间的知识涌进得快，非常快，而中国的青年也吸收得快。外资当年的涌进带来的商业与管理知识当然重要，而今天看更为重要的是数码等科技的发达，涌进中国，炎黄子孙学得快，掌握得优越。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而大市场是数码商业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在W\\\革期间，中国的大学好些课程不能教。这逼使求学的青年偏于数学与工程这些方面。虽然文革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这传统还在。后来到了江泽民时期，大学的数量急升，到今天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七百万人，懂得处理方程式的中学生所见皆是。也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工会的林立。中国的建筑或装修工人一般是样样皆能。是的，在西方，因为工会的左右，水归水，电归电，煤气归煤气，泥水归泥水，木匠归木匠，不能“捞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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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个新现象：上述的局限转变带来近几年出现的深圳现象。我历来认为有朝一日，上海的经济会超越香港，没有想到深圳。去年我说两年后深圳会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经超越了。再两年会超越很多！去年我也说再十年深圳会超越硅谷，但今天看不需要十年。华为、腾讯、大疆等有大成的可以不论，但据说搞科技产品的企业深圳有八千家。马云也要到深圳来摩拳擦掌！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昔日香港的难民潮，但我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数字。

当然中国还有其他城市的科技产品搞得有看头，但深圳冠于内地今天没有疑问。新劳动合同法对科技行业的约束为祸较少，因为这行业的市场工资比较高，在好些方面脱离了该合同法的约束。然而，目前在东莞，因为该法的存在，高与低科技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

为什么在科技产出的发展上深圳能捷足先登是个有趣的问题。多个因素无疑存在，而我认为最有趣而又少人注意的，是今天的深圳没有几个本地人。全部是外来的，因此完全没有排外这回事。排外或宗教、种族歧视对经济发展可以有严重的不良影响，而深圳是一个从三十多年前的二十多万人口升到今天二千多万的城市。这是非常夸张地重复了百多年前美国西岸因为寻金热而带起了旧金山的故事。是的，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死气沉沉的东莞，因为深圳的土地不足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深圳今天的远为不足处，是大学不仅太少，水平也不见得高明。另一项严重的缺失是文化事项深圳远逊于上海等地，而那里的博物馆是没有什么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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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速度高是第二个关键：转论中国先拔头筹的第二个关键，是在劳动力之价低廉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在基础建设这方面发展得快。就是到了本世纪初期，一个力壮的劳动工人只五美元一天，往往从天未亮操作到天黑。当年我见到这情况感到心酸，今天回顾炎黄子孙要感谢这些人。中国的基建工程不仅兴建得快，而且质量愈来愈高，到今天是世界级水平了。高速公路的兴建每年可以横跨美国两次，而难度甚高的高铁，约十年建造了二万三千公里，达地球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换得的成果，而重要的协助，是中国既没有西方的工会，也没有西方的**投票。这些方面，一九八三年我对北京的朋友力陈不要仿效西方。这里的问题是兴建得快而又优质的基础建设不一定是划算的投资。以高铁为例，算进利息，归本还是遥遥无期。问题是这类大兴土木的投资不能单从金额的支出与回报看。那些所谓外部性对不同地区的地价影响，对人口在不同地区的变动的价值的正或负，原则上也要算进去。大概的衡量也不易，精确不可能。我只能说，大略地看，中国的基建项目很少见到负值。这样，不论历史成本，中国的基建项目对将来的发展会有大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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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是新三国演义：转谈目前的天下大势之前，我要先说两件事。其一是中国今天的经济情况不好。去年我在这里提出了十一项改进的建议，皆如石沉大海，而今天的经济没有改进。这只是个人之见。其二是论天下大势不能不提及国际政治，而我对政治是半点也不懂的人。因此，我只能局部地看世界。

今天的地球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有三个性格刚强的国家领导人一起存在：俄罗斯的普京、美国的特朗普。我戏称世界将会出现的是新三国演义。一位朋友说还有一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变为四国。我说菲律宾只是一个岛，不算。当然是说笑，但一些朋友认为一项大战可能出现。若如是，我要说的全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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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经济观有误：我要先处理一个话题。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他的言论含意着的，是要用做生意的手法来处理国际经济。这是不对的。做生意在市场竞争，图利要把对手杀下马来。但国际贸易呢？要赚对方的钱你要让对方赚你的钱。特朗普说要抽中国货百分之四十五的进口税，但其实这是抽美国消费者的税。美国会因而有通胀吗？甚微，因为越南、印度及无数其他落后国家的劳力工资远比中国低，美国的消费者会转向质量较低但更为廉价的产品。

美国如果全面大幅提升廉价物品的进口税，充其量只能让本土的一小撮现存的出产商人获利，不会鼓励新厂的设立。这是因为增加了的进口税随时可能撤销，一个投资者会选择比较稳定的项目才下注。要是美国真的大抽中国货的进口税，中国应该以牙还牙地也大抽美国货的进口税吗？不应该，因为这对中国的消费者与投资者半点好处也没有。我是主张中国撤销进口关税的。在报章上读到习先生的言论，他的主张也是大放外贸。他是主导一带一路这个构思的人，当然知道开放外贸是这构思的一个需要条件。

特朗普主张杜绝墨西哥人的非法进入。但美国的农业主要是雇用着这些非法进入的墨西哥人。选择性地让一些墨西哥人作为农工有所需要，但美国的最低工资要怎样处理呢？目前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买家，提升美国农工的工资中国会转到其他地区购买。地球逐步一体化是大势所趋，特朗普总统却要逆流而上。但他是聪明人，可能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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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演义各取一法：论天下大势，我要从上文提到的新三国演义简化为两国演义——美国与中国——因为我对俄罗斯的情况不了解。不能说我很了解美国与中国，但应该及格。我要从两个有关键性的观察说起。因为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很不相同，传统上这两个国家的对外邦交的政策有别。

大略而言，美国是以军事利益的协助来换取他国的友情，而中国则是用经济利益的协助来换取他国的友情。前者是源于二战后，美国的军力与财富皆雄视天下。他们协助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复苏。但跟着就是恐怕共产制度的扩散而采用军力输送到其他国家作防守。今天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真的很怕共产思维的扩散。

以军事利益与经济利益换取国际友情是有着很不相同的局限，期待的回报很不一样，而二者的持久稳定性也不同。输送军事利益换取友情远为容易，因为只要打通一小撮执政者的关系。但不稳定，因为这一小撮执政者可能被迫下马或被投票者替换。最近菲律宾的发展就是例子。输送经济利益换取友情是远为困难的事，因为不是只派钱出去，要有投资的回报，而这样的邦交要有民众的支持。办得成功，经济利益协助的稳定性可以持续，换了国家的头头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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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由盛转衰源于战争：美国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国家。只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在科学与文化上的发展是人类的骄傲。然而，很不幸，二战后选走军事输送的路，严重地害了他们。想当年，世界警察这个称呼出现后不久，六十年代他们糊里胡涂地参进了越南战争。打了好几年，导致美国经济不景逾十年，到里根总统才出现转机。

越战后我的两位朋友——弗里德曼与Walter Oi——成功地说服美国有关当局放弃征兵制，转用佣兵制。当时大家叫好，但今天看却不一定是那么好。这是因为在佣兵制下，反对战争的学生不存在，政府容易出兵，不需要先有国会批准，可以先斩后奏。该佣兵制的优越性首见于一九九一年的波斯湾之战，美军的先进武器惊世骇俗，害得苏联要瓦解。可惜该战后美国对伊拉克的处理让弗里德曼失望。

佣兵制是一种军事费用非常高的制度，大战困难，但小战却容易出兵。是在这样的局限下美国不幸地参与阿富汗与伊拉克之战。后者对美国的经济为害甚巨。而跟着的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中东乱局是今天更为头痛的事了。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恐怖活动的经济分析》的文章中指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机会成本是零，凭一夫之勇他可以害很多人。

美国的“世界警察”之誉，十多年前在香港与内地我听到一些朋友认同，但伊拉克之战后再没有听到。